日本GDP全球第三的地位是在吃老本吗?

一谈起日本经济，我们立刻想到的关键词是“失去的三十年”、“产业被美国压制”、“低欲望社会”、“老龄化严重”、“负利率”、“通货紧缩”、“内卷”。

而在这些事实上的客观环境下，“平成养豚”之类的自嘲也日渐广为人知。经济天花板难以突破 +极大的社会压力，使得数量庞大的年轻人丧失了奋斗的斗志，彻底佛系躺平，宅文化盛行。

与此同时，日本近年在面板、手机、互联网、移动支付、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中频频落后时代，被中美乃至韩国抛在身后，几无优势可言。以至于日本总给人以夕阳西下的感觉。

但又不可否认的是，这位躺平了的邻居，却仍是世界经济中极为重要的一环，GDP总量全球第三，高出第四名德国一大截。

辉煌与颓丧的触感同在，因此不由得让人发问：日本经济今日强盛依旧，到底是因为它的潜力仍然十分巨大，还是已然进入了吃老本时代了？

A

就让我们从大家熟悉的美日“广场协议”之后的“失去的三十年”开始说起吧。

90年代以来的30年，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实际上是和其他发达国家接近的，约为1%。

（劳动生产率指的是单位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服务价值，控制了劳动力规模和劳动时间）

但是，日本在这段时间的劳动力规模和劳动时间投入都是在快速下滑的，所以实际GDP增速远不如其他发达国家。

数据表明，1990-2020年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低于90年代以前，主要是因为技术增速明显下滑，这个技术增速衡量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企业对人力、物力、资金等开发利用的效率）

这些年，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1.8%快速下滑到了0.6%，这几个因素导致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下滑了2%以上。

日本经济的劳动力供给问题，很容易理解，就是1995-2000年前后日本劳动力供给开始负增长，同时削减了工作时间。

正在996的打工人看到这条别着急，我们得问，重要的是为什么生产效率提升这么慢。

要知道，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只有技术领先国家（即美国）的65%-70%，还应该处于追赶状态，但是日本经济过早的出现了收敛，这才是日本经济的核心问题，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停滞“。

不过，由于日本经济的停滞对标的是技术领先国家，经济水平动态稳定于技术领先国家的某一水平上，目前除了韩国外的主要发达国家都是如此。

简单的来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滑，主要是因为经济危机中纾困大量低效企业。

由于出清低效企业缓慢，导致日本的部门内部的生产率分化十分严重。

而随着时间推移，由于日本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加上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化，使得日本经济中根深蒂固的压制消费和保护市场的问题最终暴露出来了。服务业中竞争受限且无法有效改革，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下滑和收敛。

所以，日本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上的问题，导致市场竞争受到抑制、无法有效提高经济效率。因此说日本当下在吃过去发展模式的老本，也并非夸张。

B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欧洲就出现了生产效率的不平衡。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比最先进的欧洲国家英国和德国还高了44%和78%。

所以，在美国出现了严重生产过剩问题，而且，这个失衡在大萧条和二战中大大强化。战后的美国生产率比英国高61%，比德国高了188%，比法国高了136%，比日本高了520%。

由于生产过剩，加上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货币供给问题，以及美国的福利国家建设失败，美国就走了促进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

核心是以房产抵押为基础的信贷消费，这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按揭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式。

而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问题是供给侧的，所以就要增强生产力，于是开发了一个经济干涉模式。

一个常用的模式就是，政府通过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制，压制消费并且提高储蓄，通过抑制金融和管制信贷流向来促进投资和提高投资效率。

嗯，这种模式是不是很眼熟啊？

而政府-资方-劳方三方谈判，成功地压制劳方工资，获取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之后，通过出口到规模巨大的国际市场（以美国为主），可以实现快速经济增长，政府再通过一些分配渠道来反馈给劳方，作为温顺的劳工们妥协的回报。

嘿，是不是更眼熟了？

在欧洲，这个回报表现为种类繁多的福利项目、劳动市场保护和公共支出（如教育和医疗）。在日本则表现为巨型的基础建设相关的财政政策、 劳动市场保护和公共支出。

在就业上就表现为，欧洲经济体的结构性失业率过高，但是政府通过福利救济失业者；而日本依靠大量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创造了可能低效的充足就业。

还是很眼熟是吧？这就是传说中的摸着日本过河……

注意，这个分析对于下文非常重要，因为日本的大量就业就集中于低效部门（以医疗和餐饮业为核心）。

C

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对于不同国家来说，这个经济模式有些许不同。

在法国和德国，它们实行的是接近于上述标准模型的经济模式：法国的专家治国的管制风格更加明显，国有化规模更大，而且热衷于打造“龙头企业”；而在德国，这个体制更加强调协调合作，德国政府和企业界、银行界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不透明地分配信贷资金。

BMW的扩张，离不开大量信贷的支持

在意大利，政府的改革无力导致供给侧体制调整为依赖通货膨胀，通过汲取民间财富来代替间接税，同时利用货币贬值来获取竞争力。

在英国，它的管制体制从一战就保留下来了，并且在二战后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难以获取欧洲市场和英联邦市场，它是第一个出口竞赛的失败者。

在北欧，瑞典早在一战就推行了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的政策，用于替代私人消费（类似于今天的日本），但是不太成功，因而不得不转向了出口国际市场。目前瑞典仍然是欧盟内部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西班牙是欧洲的明显例外，法西斯政权末期推行了一个明显的自由化政策，实现了经济增长，加入欧共体又被倒逼改革，实行了进一步的自由化。

以上的美国消费-外国生产的模式基本遗留至今。但是，这个国际分工模式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随着经济增长规模的增长，需要维持经济增长的出口规模越来越大。

用我们的话语来说，就是外循环不足了。

满载货物的汉堡港

曾经的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和第三大经济体德国都试图继续走老路，可惜，世界无法提供超额的外国市场消化它们的生产力。

进一步恶化的是，每个国家都管制自己的消费市场，那消费不足就更加严重了。

所以，随着这些出口国的经济发展，能容纳的胜利者越来越少。而对于这些出口国来说，一旦失败，则“国运”更艰难，因为压制的消费市场阻碍了经济转型。

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它们因为过度重视外循环而压制了内循环，导致内需不足。

于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先后失败了，而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只有韩国勉强算是成功维持了这个增长模式，德国则依靠欧盟的保护市场取胜。

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如此重视在欧盟中的主导地位。

而全球都有的通病即，出口增长模式会出现路径依赖，导致政府很少主动寻求经济转型。

用人话来说，赚外国人的钱多政治正确啊，不是嘛？殊不知，为了追求赚更多的外国人的钱，我们不得不压低内需来控制成本（比如压低工人工资），结果导致出口达到顶峰无法继续增长后，内需也跟不上了，经济也就不行了。

例如，中国目前的居民支出规模大概只有5万亿美元出头，其中还有1万多亿的各类税费，而美国差不多是15万亿。

可想而知，通过政策手段来促进出口解决经济困难的诱惑是多大。而政府总是觉得自己是这个幸运儿，于是犹豫中就丧失了适合经济转型的大好时机。

而没有足够的改革消费市场的意愿，就导致供给侧也因为需求侧出现问题——仅仅关注可贸易部门而忽视不可贸易部门。

不可贸易部门以服务业为主，也包括被严格保护的农业（想想价格高昂的日本西瓜）。由于无法进行贸易，所以无法通过国际竞争的方式来提高效率，低效企业无法出清。

日本人吃不起西瓜是真事。而西瓜的昂贵其实有着更深层次的内因

因此，这就导致一些依赖外部竞争来被动提升效率的经济体，无法去主动地提高不可贸易部门的效率。

而以上经济干涉模式中往往又凝结有复杂的政商关系，改革难度更大，政府要想让这些部门增强竞争难上加难。

由此，以日本为代表的出口国出现了内向型部门和外向型部门的效率分野，这些依赖出口的国家的外向型部门往往生产率非常高，但是内向型部门生产率明显较低。

而随着后者逐步占主导地位（即不得不靠内循环来拉动经济时）——发达经济体的逐渐服务业化，这个问题就越来越暴露了。

D

要知道，不管是欧盟还是日本的服务业占GDP比例都超过了70%。可政府集中精力提高制造业效率，依旧无法抵消掉服务业的低效，也就无法带动整个经济体发展。

看过《Doctor X》的都会吐槽，日本的白色巨塔每一季都在崩溃。这个根本不是开玩笑，日本的医疗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了-0.5%的衰退。

《Doctor-X~外科医·大门未知子~》，日本朝日电视台2012年起播出的医疗系列剧

而经常为人所嘲讽的西班牙呢？产出效率增速是1.5%，劳动生产率增速是2%。

要知道老龄化的日本的医疗产业总共雇佣了13%的劳动力，单单这一项就导致日本和西班牙出现了0.3%的经济增长差距。要想弥补这个损失，就需要日本制造业的增长率额外增长2%。

别看只有2%，这个距离堪比天堑。目前西班牙和欧洲第一的德国的制造业增长率差距也不过是2%，日本又怎么可能依赖制造业效率提升来弥补服务业的低效呢？

反而，日本的制造业效率接近医疗产业的两倍，增强后者的产生的回报要大得多，这时候还继续集中精力发展制造业，其实已经非常不明智了。

日本急需补足的不是水桶的最高的木板，而是最低的那些。

在安倍晋三的结构性改革中，一个改革要点就是医疗改革，准入私人资金，以增强竞争性。想都不用想，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然而，单单使得日本的医疗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平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就可以提高1%的GDP。

更关键的是，日本服务业低效的核心产业一直是金融业。要知道金融业负责提供信贷，这个产业出现问题了，直接影响的是所有产业的增长。

所以，日本的低效企业出清非常困难，例如马自达被住友集团救助并接管多次，这根本上是因为金融业低效。

很不幸的是，90年代的日本政坛发生巨大变动，政党体制解体正好打乱了金融改革的节奏，”金融国会“虽然使得日本金融业改革规模大体提升到了欧洲水平，但是恰好赶上东亚和东南亚的出口增长模式崩溃，直接导致第二次经济衰退。

所以，银行坏账的出清问题直到小泉纯一郎政权才解决，金融业改革直到安倍晋三时才改革完成，用时近二十年。

而英国呢？金融业强大，可以通过融资快速扶持新兴企业，果不其然，英国的互联网产业欧洲第一，独角兽数量超过整个欧洲大陆。

根本不用想，欧盟金融业的干涉程度，又怎么可能会支持一个没有关系、资本有限的创业者呢？

日本的新兴经济不发达也是必然的，日本和欧洲的金融业决定了投资者必然会支持有关系的大企业，这种金融体制只能实现渐进性创新。无法合理的将风险损失分配到能够承担的投资者手上，长期来看，潜在经济增长损失是非常惊人的。

相比之下，中国风投发达，一定程度替代了信贷的作用。图为上海某创业孵化器

即使银行会分配信贷给自己的关联企业，也无法保证信贷充足，企业会要求多元化投资渠道。

然而银行处于这个干涉模式的核心，拥有关键性的政治影响，它们自然不会同意增强竞争。

而比起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英国这种金融业更先进的国家不仅很少搞政商关系，还可以提供透明的信息，保证资本市场上的企业信息透明化，有利于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融资规模更大。

大家都讨厌财阀，日韩的企业集团内部的具体责任分配和效益，根本就是黑幕，外部投资者怎么敢投资呢？

于是，一旦国内银行无法满足信贷需求，这些企业就只能到这些金融先进的国家获取投资，所以金融落后的国家的企业盈利会分散到金融发达的国家。

韩国的普通人当年投资到吹牛逼天花乱坠的大宇集团，养老钱就没了。70年代，日本企业的债市融资被银行利益集团所压制，导致日本企业都跑到欧洲发行债券融资，才倒逼银行自我改革。

所以，由于日本金融业长期低效，实际上今日日本的经济增长还有提升的潜力。

大家自己想想日本有哪些在中国出名的金融机构就行了，有多少个体投资者相信日本金融机构的信用？利益不相关的外国人都不相信日本的金融机构，可想而知，日本的金融业低效到什么程度。

日本企业家和劳动者被迫接受这些低效服务，一旦日本擅长出口增长模式玩不转了，自然会抑制经济增长了，只不过这时候改革可比经济景气的时候困难得多了。

这些利益关系主要是资方相关的，而劳方的利益关系更难破解，而且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劳方拥有的政治影响力更大，劳动保护体制将他们组织起来。

日本缺乏流动性的劳动市场直接导致了人力资源无法充分配置，往往要被动得等到破产才能出清人力资本。同时这种低效情况无法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只能靠被动适应来解决——于是出现二元劳动市场。

欧洲和日本普遍出现了得到保护的正式员工和灵活的合同工的二元劳动市场，这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这种二元市场的正规化依旧优于完全的劳动保护政策，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这个改革是意大利前总理伦齐的核心改革理念，也是目前日本所处的情况。

虽然大家都很向往铁饭碗，但很不幸，劳动力流动性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因为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直接影响企业绩效和出清。

目前，在欧洲只有英国成功实现了彻底的劳动市场改革，可见改革难度之大。

而单单靠着相对于欧洲大陆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优势，就可以在可见的未来确保英国金融业的优势，也无怪乎英国的经济基本面要比邻居们好得多。

英国在次贷危机后很长时间维持了接近2.5%的经济增长率，退欧后经济增长也有1.5%。另一个情况较好的欧洲国家西班牙之前一段时间经济增长在3%左右。

尽管英国有投资不足和教育落后等问题，西班牙有产业结构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和财政压力等问题，可其依旧获得了更高的经济增长，原因在于制度改革带来的经济优势。

E

由于制度问题导致的种种结构性问题，若是无法得到改革，那么经济增长自然出现问题。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得不走向发展低效化，在过去的老本中挣扎。

而一个经济体的大部分产业本身的缺点，也都是根植于制度引起的问题。而竞争受限、无法提升效率和难以改革，谈论仅占经济体20%的一小部分产业，不过是盲人摸象而已。

也就是为何，西班牙虽曾“贵为”欧猪四国，劳动生产率却仍比日本高了12%、比韩国高了30％。而疫情之前，走出泥潭的西班牙人均GDP都超过意大利了。

改革，改革，改革，永远是经济健康增长的关键前提。既然日本已然掉入了泥潭，我们摸着它过河就好，别再跟着一起跳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