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界：荷兰政府集体辞职：福利国家的重建时刻？

　　荷兰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NOS）报道，因对儿童福利津贴管理不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于15日宣布其领导的政府集体辞职，并于当天下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将这一决定告知国王威廉·亚历山大。

　　同时，吕特表示还将与原内阁一起以“看守”身份继续管理政府，努力应对新冠疫情，直到今年3月17日举行议会选举为止。此外，荷兰政府宣布，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四个月中向近10,000个受到牵连的家庭提供每人30,000欧元的赔偿。

　　那么令本届荷兰政府集体辞职的儿童津贴事件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事件呢？

　　荷兰2004年通过的《托儿法》规定，当双职工父母、有工作的单亲父母将孩子送到幼儿园，或是通过中介机构将孩子送给家庭保育员看护，即可以领取托儿津贴。自2005年以来，补贴发放工作主要由税务局来负责。由于补贴名目繁多，税务局通常会综合父母的情况来决定发放津贴的类别与数量，并选择事后审查的方式，对不符合补贴条件的家庭追回补贴，甚至进行罚款。

　　自《托儿法》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儿童津贴被大规模地滥用，而2013年荷兰保加利亚劳工移民欺诈福利的新闻更是让政府意识到严厉打击公共资金欺诈行为的紧迫感。为此，荷兰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此类案件的部长委员会，并由吕特担任主席。所有被认定为申请不合规范的家长，都会被停止发放补贴并受到罚款处罚。然而由于评定标准不统一，一些家长甚至因为申请表格上缺了签名这类的行政错误，就被税务机关贴上欺诈的标签，并进行高达数万欧元的罚款。

　　渐渐地，这种严打的风气逐渐成为大规模执法不公的开端。据调查显示，在2013至2019年间，约26000名荷兰父母被税务局错误地认定为育儿津贴欺诈的嫌疑人，其中超半数的受害家庭是具有移民背景的双重国籍家庭。

　　陆陆续续被曝光的“冤假错案"促使荷兰政府于2017年开启针对执法不公的调查，但由于中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收效甚微。直到2020年12月，荷兰议会发布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调查报告，认定在审查儿童津贴诈骗中的确存在大规模不公正的错判，并将政府这种管理不善的行为称为“前所未有的不公”：受害家庭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不公正对待，从立法机关到部长、再到税务局的工作人员都严重失职，违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则。

　　吕特也称这一事件是“可耻的”，因为政府可以直接要求这些家庭退回数万欧元，却完全不给这些家庭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

　　根据议会调查，在政府监督下，该国税务部门的官员错误地指控一些家庭进行欺诈，大约1万个荷兰家庭被迫归还数万欧元的育儿补贴，部分民众甚至因此失业、破产、背负巨额债务和离婚。此外，报告强烈批评政府向国会提供信息的方式，并认为部长，国会议员，公务员和法院法官均应为此承担责任。

　　在报告公布后，税务部门承认在审查福利诈骗案中存在行政过失，税务局长也因此被迫辞职。而涉及此案的一些受害者已经对几位现任和前任部长提出了正式申诉，指控这些政府人员在执审查过程中涉及种族歧视和侵犯儿童权利等。

　　儿童津贴诈骗事件之所以在本届内阁任期仅剩两个月时掀起波澜，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此次儿童福利津贴案件引发了荷兰社会对于种族歧视的讨论与不满。在26,000个受到牵连的家庭中，有超过半数是来自土耳其和摩洛哥移民的家庭，而这些移民家庭受到了政府“额外的”审查，仅仅是因为他们拥有双重国籍。

　　其次，由于此案涉及政府的财政支出，荷兰不平等的税务政策成为了社会的焦点。吕特一直以来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为大企业减税的同时削减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公共设施方面的财政支出。荷兰政府不仅免除了企业的多项税款，而且即便在“企业税收滥用”现象频发的环境下，仍然缺乏针对企业税收的有力的监督政策。根据去年11月的一份报告指出，荷兰每年因企业逃税、避税而损失的税收规模高达9亿美元，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避税天堂”。

　　但与政府对企业滥用税收的宽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对儿童福利津贴的严格审查、高压追缴。这不仅对上千个家庭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更让社会对不平等的政府税收政策感到强烈不满。常年削减公共支出的诸多弊端在本次新冠疫情中开始显现，例如，由于连年缩减医疗开支，荷兰的人均ICU床位在整个欧盟几乎垫底，无法满足疫情防控期间的入院需求，同时，荷兰也是欧盟最后一批开始疫苗接种的国家。

　　实际上，在荷兰议会民主制的政治体系下，政府垮台并不意味着社会濒临瓦解。在过去20年中，荷兰内阁因为不同原因垮台过六次，单是在吕特任期内就发生过两次。议会不再接受政府某项提案，社会对政府管理十分不满，或是某个联合执政的政党想要撤回对当前内阁的支持使其无法从议会获得足够的信任继续执政，都可能成为内阁辞职的原因。

　　尽管如此，此次由儿童福利津贴事件引发的内阁垮台还是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人认为此次内阁辞职只是一场政治游戏而已。首先，人们注意到，吕特所在的中右翼政党自民党（VVD）目前在民调中处于领先地位，如果吕特能够成功组建新的联合政府，他就很可能再次当选首相，进入第四个任期。

　　同时，此次内阁辞职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象征性的，也是因为此举发生在反对派发起不信任动议之前，避免了议会的质询。

　　吕特日前所声明的“以看守者的身份继续管理政府并抗击疫情”，事实上是在进行自我洗白的同时，为接下来两个月政府疫情处理的结果免责，即如果疫情在下届政府组阁前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他便可以将垮台事件作为借口。因此，许多评论家认为，吕特在此时辞职，不过是为了在3月份重新参选时占据更多优势而已。

　　此外，内阁在新冠疫情问题如此棘手的时候辞职也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即便是因为儿童福利津贴诈骗案而”引咎辞职“，选在疫情高峰期间也着实显得不负责任。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调查显示，自进入卫生紧急状况以来，荷兰处于全国禁闭状态，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近100万，死亡12,875人。

　　目前，荷兰亟须以稳定的力量应对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例如推行疫苗等医疗措施，制定计划以改善大流行后的经济状况，而不是在内阁引咎辞职后，留下一个混乱的政府。根据《忠诚报》援引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内阁辞职前两周内，只有8%的荷兰人认为“辞职是合适的”。

　　荷兰国务委员会前副主席威林克也认为此次内阁辞职十分草率，不符合荷兰民主的工作方式：没有经过议会质询的环节，将掩盖问题的真正所在。而作为立法者的议会也需要“自己照照镜子”，仔细审视立法是否过严。

　　而在卸任前，吕特已经向社会宣布政府将实行数项政策以解决目前严峻的社会问题：荷兰政府将引入新的福利制度，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通过在每次内阁会议结束时发布政府决定清单，增加内阁决策的透明度；政府还将建立一个歧视与种族主义国家委员会，以尽量避免种族歧视现象的发生。

　　因此，从长期来看，对政策进行真正的改革才能够使政府在政治上对社会负责，并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不公正的行为。正如荷兰绿党领袖克拉韦尔周五在推特上所评论的，本次儿童福利津贴事件应该成为荷兰政府的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转折点和重建福利国家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