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校长：五四的风，还在吹

　　1919年1月15日，鲁迅在《新青年》上写出了他对中国青年的希冀和期待。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可中国青年们，能做何事？能发何声？

　　该向何处走，又该如何发光呢？

　　鲁迅也没有给出答案。

　　01.

　　3天之后的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名义上的战胜国也派出代表出席。

　　顾维钧代表北洋政府提出了几条要求：

　　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废除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以及收回德国在山东省的全部特权。

　　实事求是地说，前两条想要拿下确实困难，因为毕竟中国这个战胜国含金量并不高，很难真正作为一个平等国家和其他列强据理力争。

　　但第三个条件，拿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这是我们绝不能退让的底线。

　　但西方列强们还是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是战胜国，但依然要跪着被列强凌辱。

　　顾维钧在会场上舌战群儒据理力争，但并没有用。

　　因为北洋政府已经认命了，决定以出卖主权换一时的和平。

　　强权战胜公理，北洋政府决定签订卖国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哗然。

　　5月4日，北平爆发激烈的示威活动，数千名学生上街组织游行，五四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5月7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被当地军阀张敬尧镇压。

　　很快，邓中夏找到了毛主席，希望把湖南省的爱国学生组织起来，响应北京上海等地的爱国运动。

　　当时的毛主席，未满26岁，他此前的经历里，也没有什么太亮眼的成绩。梁启超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已经领导戊戌变法名满天下了。

　　从18岁到25岁这7年的时间里，毛主席在辛亥革命后参加了湖南新军，半年后退出。

　　然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五年半后毕业。

　　1918年，他来到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担任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开始初步了解到俄国的十月革命。

　　1919年的4月，他刚回到湖南，5月邓中夏就上门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在湖南领导学生运动，进一步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力。

　　毛主席当时的心里，一定是既激动又忐忑的。

　　激动的是，他终于有机会去唤醒、改造这个病入膏肓的国家了；忐忑的是，他实在没有经验，这么大的责任交到他的肩上，该如何做起呢？

　　毛主席苦苦思索一段时间后，给出了自己的方向：办报纸。

　　理由有两个，第一，学生运动必须要出圈，必须要从学生群体中扩大到更大的社会群体中，志同道合的参与者越多，影响力才能越大，而只有发声，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队伍。

　　第二，毛主席的文章好，从19岁到25岁，他一直在扎扎实实地读书，五年多的时间里，光读书批注就写了上百万字，老丈人杨昌济更是对他的文章赞不绝口。

　　在众人的推举下，毛主席成为新创刊的《湘江评论》总编辑。

　　说是总编辑，其实是个光杆司令，从写稿、到编辑排版、再到校正发行，基本都是他一个人负责。

　　本来最早说的是约稿制，但很多人交上来的文章，都是些内容空洞的泛泛之言，既有白话文又有文言文，整体的文风和观点都比较分裂。

　　作为新办的报纸，一定要观点犀利、风格鲜明，参与的人越多，反而会弱化毛主席的个人特色，所以毛主席选择了大包大揽，这样的报纸才能有战斗力和凝聚力。

　　白天他要去教书，晚上回来熬夜写文章，平时还要抽空参与社会活动了解外部讯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报纸的进度一点点推进着。

　　7月14日，《湘江评论》第一期顺利出版。

　　02.

　　在创刊词中，毛主席发出了他的呐喊和怒吼。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这话无论再读多少遍，都会觉得气势磅礴震人心魄。为什么？

　　因为他简简单单就把中国的“革命问题”点清楚了。

　　吃饭问题最大，而食物是农民和工人生产出来的，所以农民和工人联合在一起的力量是最强的。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是告诉我们要破除封建迷信；

　　死人不要怕，是告诉我们要勇往直前不怕牺牲；

　　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是告诉工农联合力量一定要破除这几股力量铐在自己身上的枷锁。

　　了解时局现状的人被毛主席的道理说服，懵懵懂懂的人也能读的热血沸腾。

　　这样的报纸，怎么可能不成功？

　　2000份报纸迅速售空，加印2000份，两天后又售空，还被送到了北京，李大钊读后赞誉：“《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报刊之一。”

　　这个含金量基本等于，今天有人在小号上写了一篇文章，阅读量破千万还被共青团中央转发认可。

　　而且这个人还是第一次写文章的新人！

　　第二期，毛主席又写出了《民众的大联合》。

　　他先为民众大联合定了性，说这是改造国家的“根本”。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办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然后，他论述民众大联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

　　民众大联合，为在黑暗中寻觅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在文章中，毛主席还给所有处于茫然和未觉醒中的读者鼓劲：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至于民众大联合的前景，毛主席也有自己的预判。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一个月后，《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禁，一共只出版了四期。

　　但26岁的毛主席，在四期《湘江评论》中，已经将未来三十年中国革命之道路尽收眼底。

　　农村包围城市，工农联合为主体，搬掉三座大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几乎我们所有的革命纲领，都能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找到出处。

　　天不生毛润之，万古如长夜。

　　03.

　　1925年，毛主席在《民众的大联合》基础上完成了其理论的进一步修改与补充。

　　12月1日，在他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抛出了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同月，在动身南下广州经过长沙时，立于湘江之前的他又一次留下了自己的感慨：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心中的答案，此时已经无比的明晰坚定了。

　　中国革命最为关键的问题，至此已经被毛主席全部梳理清楚了。

　　1926年9月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阐述了农民参加革命的必要性及其所发挥的作用。

　　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摸清了农民生活之现状及参与革命所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1930年1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武装夺权道路。

　　这一切指导中国革命的方法论，其本源都脱胎于1919年的那个5月，那是26岁的毛润之，对中国前途的思索。

　　他为中国的革命厘清了方向，然后用剩下三十年的时间，去探索、去完善、去修正自己最初所踏上的道路。

　　1919年的五四运动，孕育了新中国诞生的火种。

　　如今，五四运动的风，还在继续吹。

　　一周前，一个清华的土木工程博士曹丰泽选择了前往非洲，去坦桑尼亚，做一个水电站的工程师。

　　在被问到为何清华博士毕业而要去非洲时，他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我说出来，希望你不要笑话我：“一个共产党员的一生，究竟应该如何度过？”

　　他谈到了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第三世界的国家该如何发展？能够为第三世界国家做些什么？

　　“我在非洲感受到最令我痛苦的，莫过于人类发展的不均衡。在第一世界的发达国家，一个最普通的人的生活，对非洲人来说都是无法想象的天堂。哪怕能够在非洲推广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技，都可以为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问题根本不出在技术上，恰恰就出在政治上，出在这个有问题的国际环境上。”

　　“在赞比亚，一个结实的无纺布袋子，在超市要卖到合人民币35元，相当于一名工人两天的工资，而这种袋子，就是你从超市里拎回来准备扔掉的……”

　　对于这样的现实，你不想改变他吗？

　　“作为曾经遭受过苦难，如今刚刚摆脱的我们，是继续看着这种极端不均衡的世界永远像现在这样维持下去，还是从现在开始思考，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来改变这种极端的不均衡、不合理？”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是时候起航了。

　　为了我们最初的、久远的，但却从未忘记的，人类共产主义的梦想。

　　这是五四运动102年后，一个中国青年为世界留下的承诺。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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