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极力诋毁的“土改”，原来国民党也搞过！

作者：蒋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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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1日，江西赣州群乐大戏院里，一个身穿绿色中山装，胸配主席团红花绸带的年轻人，正在对当地一众官员和贤达人士慷慨陈辞：

“我们在三年之内，要办331个工厂，要开垦2万亩荒地，要办314个农场，要建995个农业示范区，要成立3000个合作社，要建6043个水利工程，要开辟321个果园…”

01.

这个年轻人就是蒋经国，在留苏的12年间，他亲眼目睹了苏联先后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一举从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

▲蒋经国

他先后加入共青团、成为预备党员，他曾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做过搬运工人，后来还担任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副厂长。

1937年3月，他刚从苏联回国就被蒋介石召见，当问到他今后的志向时，他的回答是要在最艰巨的条件下，实现自己的“进步主张”。

所谓“进步主张”，就是他在苏联所见、所闻、所学的内容。

1939年6月，蒋经国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主政赣南，而此时的赣南政府贪腐、豪绅当道、赌毒横行、民生凋敝。

按照他的想法，要在三年内把赣南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

蒋经国一到任就开始遍访赣南各地，他后来回忆说:“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2850里路，经过了974条桥，其中有714条是需要修理的，84条是不能走的。”

在摸清情况后，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查禁烟赌娼，修明吏治，发展经济，兴办教育，当看到百姓无田可种，大量土豪劣绅把持和垄断着土地资源时，他想到了土地改革。

▲蒋经国在赣南接受群众来访

为了解决民众无力养家糊口及土地集中等问题，蒋经国推出的“土地新政”中有一项对普通民众有着极强吸引力的“扶植自耕农计划”。

他先是在上犹县广田乡建立一个大约230户、1150人的示范区，然后派出工作组把土地按照优劣评为九级，再由多方组成的地价评定委员会评定合理地价。

示范区内的土地依人口分配，原有佃农租种的土地，一律归佃农所有，超额部分由信用社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分五年还清。佃农只需签订一张按照地价评定的借据，交给信用社，信用社则用贷款付给原有地主。

在条件好的地方，政府把私有的富余土地、荒地和无主地征收上来，进行重划和改良，由无地或少地农民低价承领自耕，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承购土地。

在条件差的地方，政府则强行征购富户的土地并发放贷款给贫苦的自耕农购赎。

此政策一经颁发，立刻获得佃农支持，由于地价低廉，加上物价上涨，大部分佃农本应三年归还的地价金，一年左右就全部还清，在每年的公粮和田赋任务完成后，家里还有不少积余。

同时蒋经国还注重取消苛捐杂税，在1941年更是下令各县“不得擅行派款”，并严令将从前的各项非法捐款“一律废除”。

1942～1943年间，蒋经国又先后在南康、上犹、信丰等县设立了5个示范区，这些示范区内，大部分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还是有一定成效的。

▲当时的赣州街头

眼看着“三年计划”干的还不错，蒋经国在1943年又信心百倍地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赣南将在此期间重点推行城市建设，并发展重工业。

此时蒋经国的目光绝不只停留在赣南，而是要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示范区，通过建设赣南而改变江西，再通过改变江西而影响全国。

然而，这幅规模宏大的蓝图，在施行5年之后，人走政息，戛然而止。

02.

其实，在蒋经国的“赣南新政”刚取得一定成效时，国民党内的一些特权阶层就坐不住了。

他们显然忍不了一个加入过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太子爷”大张旗鼓地砸他们的锅。所以他们纷纷跑到蒋介石面前告状。

蒋经国要求干部必须接触民众，这被告状的描述成“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当时的交易公店被说成是“管制经济”，“三年计划”则被认为是纯粹的“苏联模式”，而“赣南新政”的施行，则是完完全全的“赤化”，“蒋经国就是地道的共产党”、“搞新政就是动国民政府的根基”……

这样的鼓噪之声不绝于耳，外界的舆论风潮越来越对蒋经国的改革不利。

对此，蒋介石只好出面干预，劝诫蒋经国并限制其在赣南的职权。

1943年12月，赣南新的“五年计划”刚开始实施，蒋经国就“升任”为江西省政府委员。

▲蒋经国与父亲蒋介石

很明显，这是要为了把他调离而做的准备。毕竟，党国的“根基”别说亲儿子动不得，就是他老子自己都不敢动。

果然，没过多久蒋经国就到重庆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赣南的职位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兼职。

1945年2月，日军攻占赣州，蒋经国6月正式卸任，“赣南新政”土地改革的成就也就随之付诸东流。

其实，“赣南新政”这种虎头蛇尾的土地改革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早在1927年5月，为了缓和农村阶级矛盾，挽救农村危局，刚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制定颁布了《佃农保护法》，准备进行土地改革。

当时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

1928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席会议根据《佃农保护法》，通过了《浙江省十七年佃农缴租章程》。

章程规定“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缴租”，“副产业之收入，概归佃农所有。”。

这样的话，佃农只需向地主交纳全年收获的百分之二十五，自己则可得百分之七十五，而且副业收入还能多劳多得。

老实讲，当时这项政策推行的还不错，由于减租幅度较大，佃农实际所得远大于地主。

因此，《章程》颁布没多久，就开始遭到城乡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

1928年10月，有人以永嘉城乡全体民众的名义上书，指责减租之举“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

11月，有人上书指责浙江省党政两方“自党部至处理佃业各机关，以逮于各农协会，均为恶化、腐化、无产暴民所占据”。

1929 年2 月，有人上书声称“永嘉近日农运，已入阶级专制状况，流毒所至，中等之家立见倾覆”。

3月，屈映光、张载阳、吕公望、周凤岐四人联名上书，攻击缴租章程“尚欠平允”，“共党乘机捣乱，勾结土匪、流氓，借减租问题向业方肆行抢掳，杀人烧屋，大祸频乘，势急倒悬。”

这四人是何许人也？

屈映光当过北洋政府的浙江民政长，张载阳当过北洋政府的浙江省省长，吕公望当过广州军政府参谋部长，周凤岐当过国民党浙江省政治分会临时主席。

是谁在反对，又是谁吃的满嘴猪油？

03.

面对城乡地主、官僚、士绅的强烈反对，浙江省政府很快就软了下来。1929 年4 月，浙江省政府决定暂时取消二五减租。

取消二五减租的决定一出，没想到立即遭到了很多国民党党员的反对。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鉴此情形，向国民党中央申诉不能由省政府单方取消二五减租。

然而，国民党中央虽然在口头上表示要坚持二五减租，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拗不过地主士绅，所以在背地里还是坚决支持省政府取消二五减租的计划。

国民党的权力根基在哪里，屁股就坐在哪里。

在官僚、地主阶级的压力下，浙江省的土地改革逐渐偃旗息鼓。

而放眼全国其他省，很多地方连装模作样的减租条文都出台不了。

时间到了1948年8月，蒋介石为了争取农民，感觉必须得学学共产党的经验。下定决心后，蒋介石准备在国民党夺回的地盘上承认共产党给农民分地的成果、承认农民所获土地的所有权。

为此，蒋介石还专门写了一个手令：“吾人必须打破其优点，为尔后发挥战斗力之要着；其对策应考虑土地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并于收复区已分配之土地，承认其所有权，以争取农民。”

蒋介石还在江苏苏北选了几个县当做试验区，但试验区成立后，刚取得了一点效果，许多地主就开始请愿上书：

“我们这些地主，八年抗战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抗战以后我们又饱受斗争之苦，现在国民党回来了，还要承认共产党的土改成果？你的宪法怎么写的？宪法不是写着：保护私有财产吗？”

▲坐着软轿的地主

所以悖论就来了，你既然在一开始就把屁股坐到了地主阶级的一边，现在却想着承认共产党的土改成果，这不是吃着地主的饭，又砸地主的锅吗？

其实，国民党方面绝不缺乏对土改的作用有清晰认识的人，蒋介石本人也知道土改可以争取农民。

就连胡适都说：“具体到土地改革，甚至阶级之间的冲突，我是支持的。大土地所有者，无论其善恶，都注定被历史洪流所淹没。这是后进的工业国的必须选择，即便是痛苦，也要做……”

即便他们知道应该搞土改，可国民党在大陆的土改，却一直搞不起来。

04.

1949年2月3日，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的蒋介石在游览一天后，伏案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

“痛感当政20年，各个机构守旧、腐化，只重仕途，对于社会和民众福利毫未着手，此乃党政军事教育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也。”

▲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回到故乡浙江奉化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开始着手制定各项土地法规，仅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间，国民政府颁布的地政法规及各省颁布的地政章则就不下240种。

这些有关土地问题的法令法规大都体现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原则，只要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中国的土地问题未必不能得到解决。

然而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平均地权”主张非但没能实现，土地问题反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严重。

有人说国民党在大陆土改失败的原因是决心不够大。

曾参与国民党在大陆土改工作的萧铮说：“问题的焦点在于决心不够，只要我们有推行土改政策的决心，法不完全可以修正，人力不够，可以培育，相关经费不够，可以筹拨。所以这些问题都不足以影响土地政策的推行，唯有决心不够，确实可以影响一切。”

这番话有道理吗？有，但这并不是根本。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在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中说：

“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的上来……”

“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于右任

连于右任这种“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都对自己有如此反省，国民党里那些蝇营狗苟之辈嘴上的所谓“革命”、“土改”，又能有几分真、几分假呢？

为什么国民党在大陆的土改一如他们推行的其他改革一样，认识不可谓不清醒，但是一旦行动起来就是百般掣肘，最后在各种利益的权衡博弈中无疾而终？

于右任其实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他们不是不想改，而是不能改，当“老贼”和“满堂守财奴”们每个人都靠着既得利益吃的满嘴猪油的时候，如何能改？！

国民党在大陆依靠的是谁？

他们依靠的不是工人，不是农民，而是地主、买办、大财阀和资本家。

国民党的所谓“建党理想”，从他们与这些剥削阶级站在一起的时候，就已经灰飞烟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