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片面和夸大宣传潜藏颠覆性后果

　　看到昆仑策网站也转发了前两天发出的《“三千孤儿入内蒙”折射新中国社会治理历史性进步》一文，晚上看了看美国基诺沙枪击案被告凯尔·里滕豪斯（Kyle Rittenhouse）被法院宣判正当防卫无罪后黑人、白左以此为借口再次发动“零元购”狂欢，写几句感言：

　　1960—1963年间，国家将上海及周边地区近三千名孤儿送到内蒙古，交由当地居民领养，这些孤儿由此被称作“国家的孩子”。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感人的好故事，如果能够得到正确、全面的解读、宣传，必然有助于促进中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平等团结友爱，有助于维护与巩固国家统一；因此，“三千孤儿入内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官方宣传用力最大、社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团结故事之一，实有其必然。

　　然而，长期以来，长期沿用的“三千孤儿入内蒙”等民族团结故事宣传思路、口径本身就存在潜在问题，在改革开放后的环境下，这些潜在问题极度放大，导致这些民族团结故事宣传的实际社会效果在相当程度上走向了适得其反，而且这种风险正与日俱增。

　　宣传报道需要全面，不能宣传得好像在那个困难时期只有内蒙古的蒙古族家庭收养了上海孤儿，那既违背事实全貌，也是给中国政府抹黑。

　　首先，须知，异地安置饥民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治理方式，“三千孤儿入内蒙”并非孤立行动，而是当时覆盖北方多个省份的异地安置饥民组成部分。根据近20多年来关于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孤儿/江南孤儿”的报道，当时从长三角上海等地送往北方的弃儿总数在5万以上，我所读到的最高估计数为10万，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内蒙、河北、东北等多个北方省份接纳了这批弃儿。内蒙并非第一个接纳，也非接纳人数最多的省份，“国家的孩子”称呼也

并不仅仅出现在内蒙古。在当时江南遭灾严重、待救助弃儿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倘若中央决定仅由内蒙古一个省区承担救助全部弃儿的负担，那是不负责任；安排年景相对较好的多个北方省份共同分担救助这批弃儿，方才是合理决策。如果片面宣传“三千孤儿入内蒙”，却抹煞其它省份接纳了更多孤儿的事实，这不是促进“民族团结”，而是给中国政府抹黑。

　　（“上海孤儿/江南孤儿”寻亲报道链接见文末）

　　同时，在收养上海孤儿/江南孤儿的内蒙家庭中，并非都是蒙古族，而是有很多汉族家庭。内蒙古汉族家庭收养上海孤儿和孤儿寻亲的相关报道不少，今年9月12日《中国妇女报》还报道了一件巧事，哲里木盟通辽县双泡子公社（现通辽市科尔沁区钱家店镇）张久卿夫妇1961年从上海孤儿救助站收养了两个女孩，现在通过寻亲活动检测DNA，发现两人是亲姐妹（报道链接见文末）。虽然目前尚未查到内蒙古收养上海孤儿/江南孤儿的家庭民族构成总体统计，或者说没有这方面的统计，但从寻亲网站发布的信息等渠道来看，寻亲孤儿以汉名居多。

　　（认亲仪式上张凤芹（左）和张喜芹激动比心）

　　归根结底，不能把一个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但凡像样政府都必然会做的、常见的异地安置饥民行动的一部分宣传成了史上独一无二的善行，把一国之内天经地义的互助宣传得简直像是两国之间单方面施惠的恩德，那样是潜移默化在国家和内蒙古地方之间、汉蒙人民之间制造和固化区隔。

　　至于抹煞、掩盖内地省市、中央财政、汉族人民对内蒙古比那“三千孤儿”大得不可比的援助，那就更不用说了。掩盖森林而突出宣传单棵树木，这是违背实事求是，也是要出问题的。

　　实事求是，才能把这个原本的佳话讲好。

　　中国前途、中美竞争结局，根本取决于两国内部社会凝聚力；两国内部社会凝聚力，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两国处理民族/种族与宗教问题的情况。为了国家长治久安，时代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本着客观全面、面向统一、面向进步、面向团结的原则，从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出发重新完整讲述这个故事。写这篇《“三千孤儿入内蒙”折射新中国社会治理历史性进步》，旨在重构这个故事的叙事框架逻辑，提升观察的层次，全面分析讲述这个历史故事的背景、基础，消除此前讲述报道这个故事思路存在的片面等问题。

　　重申：

　　欲求国家长治久安、永葆统一，需要“扬弃”以往的一些理论、政策，构建更全面、实事求是、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符合国家统一需求的史观。中国是一个单一国家，不是联邦，更不是邦联；这一点，我们时刻需要铭记在心。

　　（“国家的孩子”包凤英与母亲）

　　（包凤英一家合影）

　　主要论点：

　　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异地安置饥民是常见做法，且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国家政权义务，“三千孤儿入内蒙”标志着传统上中原

已经实施至少两千年之久的异地安置饥民做法开始大规模引进内蒙古。

　　异地安置饥民是一种只能建立实施于定居农耕社会或近代工商社会的先进的社会治理措施，在独立的游牧社会无法执行。得以在内蒙古实施，标志着内蒙古社会发展的飞跃。

　　为什么新中国能够突破两千年“瓶颈”制约、将异地安置饥民的先进社会治理措施有效推广到覆盖内蒙古这样的边疆地区？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新中国治理下的内蒙古完成了经济生活的双重转型、升级飞跃，其一是清朝以来的从游牧社会向农耕定居社会转型进程大大提速而彻底完成，其二是跟随全国全面启动了工业化，从而为有效实施上述社会治理措施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

　　异地安置饥民的社会治理措施能够有效执行，除了经济基础之外，还需要足够稳固的社会基础，正是党和政府推行的社会改革与全面防疫，挽救了濒临灭绝边缘的蒙古民族，扩大、巩固了得以实施“三千孤儿入内蒙”的社会基础。

　　从经济生活的双重转型、升级飞跃，到社会改革和全面防疫，内蒙古得以为创造“三千孤儿入内蒙”佳话奠定经济与社会基础，离不开中央和内地省市的全方位支持援助。

　　1949—2020这72年里，除1950年代有5年出现了500万元—4600万元的小额年度财政盈余之外，其余67年里内蒙古地方本级财政一直是支出大于收入的赤字状态，依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填补缺口。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财政也没有停止对内蒙转移支付。

　　在“三千孤儿入内蒙”故事发生前后的1958—1964年间，按整体居民消费水平折算，中央财政对内蒙古转移支付可抚养人数在13.7万—291.0万之间，占同年内蒙古人口比重在1.1%

—26.3%之间，相当于“三千孤儿”人数的46倍—970倍。

　　2020年，中央财政对内蒙古转移支付3217亿元，按内蒙古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折算可抚养1517万人，占同年内蒙古人口（2405万）的63.1%。

　　2020年，全国全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合计，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收入比为402%，亦即其本级财政支出是收入的4.02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赤字23481亿元，这些缺口均直接间接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弥补。

　　相关文章链接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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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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