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三）前三十年之精神特征；成功的路径依赖；非政治的诠释！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一、前三十年之精神特征

漫谈二里讲到，建国后前三十年是一个艰难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曲折过程。这段历史我极少触及，借机会再稍微展开一下。

彼时，从革命时期过来的老一代共产党员们都会同意，中国还得走一条符合自己特色的道路。中国党在革命时期走的弯路，从大革命，到李德，到王明，都与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有关。脱离了中国现实条件，教条照搬苏联模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但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还是不同的。其一，对于如何闹革命，中国党可能还有一些来自中国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而且中国党的革命建国历程比苏联要复杂得多，还有可以输出的经验。但如何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就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了，而这方面苏联确实有成功的业绩。其二，在革命时期，苏联/共产国际总会结合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来指导中国，所以总是扶持国民党。说白了，就是斯大林有私心、苏联与中国有利益冲突。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冲突就减少了。中国似乎可以更多的借鉴苏联的经验。

我以为，建国后三十年的探索历史，主要围绕着这种矛盾与张力展开，这就是，在经济建设时期，如何理解和应用马列主义？如何理解结合和应用斯大林的政治经济模型？到底什么才是教条主义？到底什么才是中国模式？这些问题，作者以为到毛主席去世时还没有搞清楚。

毛主席的模式肯定是和“苏联”模式不同的。作者所指的“苏联”模式是一个笼统所指——既包含了正统的斯大林计划经济，亦包括了赫鲁晓夫等延续（“修正主义”）。

毛主席所采纳的部分，是将阶级及阶级斗争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即便已经掌握了政权，仍将其视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并认为哪怕最小的一些经济活动，譬如农民自留地，也会导致发展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阶级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主导了一些政治政策。而我以为，这种将社会人群进行分化的思维总体上属于西方的舶来概念，其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但应用根源是列宁斯大林，将其推至政治高潮。然而，这种片面突出阶级的思维非但不能准确地帮助判断当时的主要矛盾，而且实际上人与人斗也是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哲学的。片面突出阶级（以“阶级斗争为纲“），本身就是一种教条。

其次，与当时主要领导人一样，毛主席在大逻辑上亦遵循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的核心就是计划经济加基础经济单位的集体化。在大的方向上并没有问题。在对集体化的追求上，毛主席也非常极致。

但毛主席和所谓的“苏联模式“也有许多区别。我自己总结有三条：

一是从建设的驱动力量看，苏联模式依赖的是技术官僚（apparatus），由官僚体系自上而下运作一个举国体制，毛主席相信根本的力量源泉来自群众，他是可以直接联系群众，与群众相通，从群众中获得感召与力量，并引领群众的。对于官僚体系，他是不信任甚至反感的。而对那些不接地气的知识分子的怀疑，贯穿着他的一生，而他前半生在革命事业期间取得成就，就在于能够最终制胜那些五谷不分的知识分子。这种对官僚体制的不信任，对不断释放群众力量的向往，是苏联人绝对无法理解的。

二是从感性和理性的维度看，他比一般人更相信感性的力量、理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且看他所创作的无数充满浪漫情怀、极具感染力与激励力量的诗词，这些诗词非常能够反映他的人物性格，使得他具备非凡的领导气质（charisma），在同代人里脱颖而出。这种力量也是他在革命时期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他认为可以通过这种精神力量、浪漫情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激励人们发挥出更大的潜能，达到本以为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实现最伟大的理想。同时，他对所拟定的目标（譬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等）也是非常执着的，是价值观和情怀驱动的，而不仅仅是设计一个冰冷的发展目标。因此，如果要与斯大林做对比的话，他当然相信自己能够激励人民发挥更大的力量，将边界进一步向前推进，完成更伟大的事业。

三是在精神层面，把农民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斯大林对农民不感兴趣，认为农奴制下的旧式农民是落后的阶级（而富农则是最反动的阶级）。在斯大林体制里，农民只不过是一个经济工具，在纳入计划经济体制里，为苏联的工业发展提供资源。也因为看不上农民，使得斯大林/共产国际/苏联一直以来不认可中国党的革命模式（“山沟子里的马克思主义”）。毛主席与此完全不同，他与农民有更强的心理联系，认为是农民才是中国的现实与中国的真实，认为农民的劳动才是伟大的实践，要优于知识分子，并能够从农务实践中获得真理。这种思维的最高潮是文化革命期间（1968年）号召城市知青到农村中去，与农民结合。

这几点，使得毛主席与源自苏联的正统模式及当时的同代政治家（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的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矛盾、张力定义了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建设历史。

没有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同代领导人对毛主席都有无限的信仰：“历史上，凡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做的，就成功了。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做的，就都失败了。”他们所有人都经历过教条主义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使得革命每每几乎遭遇失败。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对毛主席始终是信仰的，对毛主席主张的政治经济政策，即便不能认可，也没有能力去证伪，再回顾历史，他们始终会认为是否问题还是出在自己，是自己理解不够深入，没有跟上主席的步伐。就算有想法，也不敢出来提，选择跟从（“groupthink”）。此外，革命时期里，有许多大的路线斗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也希望在大是大非前“保晚节”，不要“站错队”。

毛主席在革命阶段成就的功绩可谓奇迹，在党内积累了无比雄厚的信仰与信用。自然，当时绝大多数人对他是无比信任的，精神上亦无比依赖。他也活在自己成功往绩所构建的“神坛”上，并相信他的经验、直觉、判断，在过去可以带来成功，在未来也可以带来成功。这使得无论是他自己主观上发现的自己错误，还是别人认识到他的错误并联合起来纠正这些错误，都十分的困难。这些因素叠加，再加上中国政治文化与传统的因素，使得这段艰难探索时期维系了近三十年。这些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里都有深刻的剖析。

二、成功的路径依赖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许多东西都是有路径依赖的。它可以反映在个人上，也可以反映在制度上，还可以反映在文明上。

个人的角度：上文关于毛主席和前三十年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这在商业界也是常见的，一个企业家/创业者早年成功，晚年却不能复制早年的成功，落魄失意，企业也走向衰落，这种例子数不胜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越是成功，则看到、认识到、面对、突破自己的局限可能就越困难。面对自己、挑战自己、尝试打败自己不仅仅需要睿智和洞见，还需要勇气。

文明的角度，这就是中国古代文明制度，它能成功地连绵运转几千年，一直以天朝自居，俯看天下，直到近代才发现自己可能没落了。这时，要挑战自己、否定自己那是非常困难的，必得发生最大的、颠覆一切的危机。近代以来与列强发生的各种战争，签订的各种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甚至被昔日的小弟日本所打败，才真正震撼中国，让中国猛醒。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一个文明而言，有这样的历史事件其实是件好事。所谓多难兴邦，也有这样的意思。

我们再看个例子。制度。

美国是非常制度自信的，美国人会把批判落位在政党、政客、利益团体甚至选民身上，但除了激进左翼外，鲜有人会觉得美国的核心制度，包括宪法、政制、主导价值观存在什么缺陷。大多人会认为，美国制度尽管不是完美，但也近乎完美了，至少在各种制度体系里“最不坏”的。这种制度自信源于过去一百多年美国作为一国家经历的成功——无论是国内的繁荣，还是在国际上的地位。它帮助欧洲消灭了纳粹（至少在西欧部分），在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将亚洲人民解救于苦海，把旗子插到了月球，还打败了苏联——一个来自另一个竞争意识形态体系的超级霸主苏联，并捍卫了“自由世界”。美国的眼里的自己尽是成功，始终是第一，并且人们认为这种成功不是源于哪个种族或具体的文化，而应该归因为政治价值、政治制度。这样，它就很难看到自己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这就是成功带来的“包袱”：成功反使得自己自满、自大、固步自封，为最后的衰落奠定了基础。所以，人、企业、政治制度、文明与国家，都是一样的。如何不落入“成功”的陷阱，始终保持清醒，保持危机感，保持自我批判和自我怀疑，是最难的。

这时我们再看中国共产党就发现它是不一般的。作为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它仍然还有非常强的自我意识——它不是一个用来分配政治资源的组织和平台（如同西方选举政治里的政党一般），而是一个有很强的基因传承、认同（identity）、文化、价值观与理念、历史记忆与历史感（historical perspective）、极强的纪律性与动员力的政治组织。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而且是一个在组织上（organizationally）非常“有机”（organic）的“政治生命体”。它能够保持历久弥新的状态，并且有意识的改正和完善自己，对纲领、目标和实现手段都能够适时做出必要的大调整及大定位（虽然这种调整也需要时间）。

我以为，这不仅仅因为党所采用的认知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譬如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坚持唯物主义，能够看到并尊重客观规律、保持与时俱进等等），也不是个别领导人或班子的问题（尽管这样的因素极为重要），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基因、传承、经验、历史记忆。它的历史如此曲折。从建党，到大革命，到国内革命，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再加上建国后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它接受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国内国外基础条件，在这样的环境里建成、发展起来，并独立进行了曲折的摸索。它经历的历史非常复杂，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它在历史上有正面教训，也有反面教训的。这是这样的历史，是这个党与众不同。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人，那这个人是经历了无数风雨的沧桑，凝结了无数智慧的人。

苏联之所以亡党、国家解体，一个原因在于当年的革命来得太容易了。中国共产党则用了二十八年的曲折路程才夺取政权，过程中积累了无数教训。正因为中国共产党经历过波折，所以它才能更好的应对新的挑战。

所以，建国前三十年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没有这三十年，就没有后面改革开放的三十年。

三、非政治的诠释

发展到了2021年，由于常年的积累与传承，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已经变得非常厚重，完全自成一套体系，与时代与现实世界是有所“脱节”的，外人很难理解党的话语，同时党不可避免的“机构化”、“官僚化”了（类似于“大企业病”），不再善于沟通。

这时，一部分人选择放弃：哎呀，太复杂了，不研究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群众不理解，党员不走心。另一种人则选择把党所有的历史与政策都用纯政治的角度去理解。这种看法认为，要掌握党的“真谛”，就要透过其表面的措辞，看到背后的政治权力的博弈与斗争——因为归根到底一切都是权力与利益的分配。这种观点不仅仅非常cynical，而且很简单（simplistic），很低级（low）。它可能比较适合解释西方选举政治下的政党，但却离共产党的内核很远。这就是为什么在党在推动行业整改、提出共同富裕口号时，一些人觉得认知框架及底层逻辑被打破了，他们发现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

作者以为，不妨用一些政治世界以外的类比去理解中国共产党。比方说把它看作一个企业（或组织），一个从创业阶段艰难发展起来，经历了异常曲折的成长经历，逐步壮大起来，成为一个非常成功且庞大的机构（和任何大机构一样，它也会臃肿起来，犯一些“大机构病”、“大企业病”）。这个企业有非常强的历史感、文化传承、价值观导向，也有很强的员工纪律和规章制度。这个企业很自律，很有自我意识，充满危机感，总会想到自己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活下去”），怎么才能做得更好。在没有外部挑战时，它也总在内部发起头脑风暴：“请企业全体高管们闭门头脑风暴，设想谁能够打败我们？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它非常注重管理层的选拔和评估，关注管理者团队的传承；它非常关注企业的文化建设及企业价值观在员工心目中的内化。它也特别注重股东/管理团队与员工的关系，希望拉近所有人的距离，而不致造成太大的内部差距。它关注如何在所有的利益攸关者（“员工/消费者/股东/监管机构/社会责任与伦理”）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它关注的不是短期（季度、半年、年度）的盈利，而是长期主义：一个企业应该设立什么样的愿景及远期目标；一个企业应该如何成就伟大。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它需要发展哪些最有长期竞争力的业务，限制哪些偏离主业、偏离初心、使得人心浮躁、增加内部矛盾的业务。为了实现目标，它愿意去做一些非常困难，但可能从长期看正确的事。它会积极听取员工、股东的意见，找到大家的共识，但也会做出选择，并动员各方一起付出努力。

这就是一个“非政治的”、“世俗”的诠释。我的建议是，不要总从狭义的政治角度去看待中国共产党，这样反而不容易理解它。不妨从企业、机构、组织的角度去看。我相信许多人很快就可以发现答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