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长期看，香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领袖？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1、首先看看长官可能需要面对的“长期暴动化”的社会：

1）政治领域的法治基础受到削弱；

2）持久的乱象使得道德标准下降；

3）政府权威受到极大伤害;

4）社会暴力化，同时暴力被认为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合理手段;

5）年轻一代高度政治化、激进化、暴力化；校园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

6）社会严重割裂，族群矛盾表面化;

7）“止暴制乱”的成果可能可以在表面达成，但暴乱的因没有消除。暴乱的人没有被惩治。他们只是暂时潜伏而已，一旦出现合适的主题就会重现，而且下一波会来得更猛烈;

2、香港的重大民生问题、经济问题及不利的社会政治建制

1）香港的贫富差距位于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高位；基尼系数逐年攀升，2017年达到0.539（美国0.411，新加坡0.46。数字越大表示社会越不平等）；

2）平均家庭收入约30万港元，平均房价约540万港元，房价收入比达18倍，全球之冠;

3）根据香港政府官方数字，香港有137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全港740万人口），即每五个人中有一个居于贫困地位。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每三个就有一个居于贫困地位;

4）收入不平等首先来自极度不平衡的经济结构，即金融化（有利于极少数知识/专业精英）、制造业离岸化（全部在过去几十年转向中国内地及其他地方）、地产化（地产资产是拉大贫富差距的最大单一因素）;

5）在中美贸易摩擦、香港反中导致的大陆厌港情绪及访客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基层经济（旅游、零售、餐饮、运输等）将受进一步打击，而金融行业暂不受影响，结果导致金融化进一步加强，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6) 香港以高房价闻名世界。与之相关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均居住面积小，户型面积小。同时，房地产市场由非政府开发商品房为主。房地产的存量格局存在不可逆性/路径依赖，无论政府如何收地，状况均很难改善；

7）种

种迹象表面，这一代香港本土年轻人在国际及与内地人的竞争力上将进一步下降。社会矛盾将进一步突出;

8）经济建制建筑在原始、落后的原教旨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积极不干预主义之上，奉自由经济为圭臬，已经很难改变。这种制度有利于精英，将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

9）政治建制中的权力分立使得强力改革与政策难以得到推行，GOSAR施政困难;

10）伴随代际演变，恐中/反中意识将成为社会最大公约数。香港将越来越陷入一个巨大的矛盾：即一方面号称拥护自由市场、全球化，极度依赖大陆经济；一方面民粹本土主义/族群主义抬头，开始排中/排陆，希望全方位减少大陆的影响，甚至恨不得对大陆单向封闭。一个将狭隘认同政治居于最高地位的社会，不再能够抱有开发的心态发展经济，竞争力也会快速下降。

3、对体制并不友善的市民基本盘

如本博之前描述的市民取向大数。740万人，剔除老人小孩140万，剩下“适龄”人口600万：

15%为激进/本土派，即年轻人；

35%为泛民派，反共、反中、反体制，以小知识分子、专业人士、相对年轻的中年人为主；

40%为中间派：现实、务实，无明显政治取向（非政治化），反暴力，但对GOSAR也很有意见，并且呈现不同程度的恐共。但总体而言兴趣点以民生为导向，可以团结。估计以中年以上年龄人群为主。

10%为深蓝营：以爱国爱港的核心盘。

在这次香港事件之后，GOSAR作为一个institution在市民中获得的信任度、威信都会严重下降，需要很长时间来修复。

面对这个基本盘，任何的CE施政都是很困难的。

一旦遇到涉及大政治的敏感问题、争议问题，反对派就可能鼓动起来抗议，使GOSAR陷入新的困境。

香港社会往这个方向发展，经济发展遇到“丢失的十年”（lost decade）或二十年都是毫不奇怪的。对于CE的考验也极大。

窃以为，中长期计议，一个能够改变香港的CE除了爱国爱港、在原则性政治上可靠之外，最好还具备以下特征：

一、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意识、政治素质、政治能力，特别是要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和动员能力，把香港各种分散的力量、社会部门、利益攸关者组织起来。最好避免保守的、“非政治”、“反政治”的公务员背景官僚，他们可以负责一项具体政策，但不能作为政治领导人应对香港目前的复杂政治形势。香港公务员——“非政治的动物”

二、具有极强的行动魄力，想干、敢干，敢于得罪人，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能够承担历史责任。

三、可以是来自商界但反精英、反建制：这里我需要举Trump的例子。Trump来自商界，但美国人非常喜欢他，因为他：

1）太有钱了，被认为不再需要为金钱利益屈膝，无其他所图；

2）看上去是成功典范，是美国人价值观所尊崇的对象；

3）富裕（rich）但不精英（elite），而且是反精英（anti-establishment）的；

4）来自传统政圈之外；

5）既能够从商业角度思考，又不会受传统思维和利益束缚；

6）说话谈吐深入联系群众，让群众觉得他（Trump）就是自己的一员。香港需要这样的一个政治家。

四、能够深入联系香港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中有号召力；人民群众认为他是代表人民的，而非既得利益团体（establishment）。这个人可以不来自传统政圈。譬如可以是富豪、艺人或其他行业的（商人Trump、喜剧演员Zelansky），他需要说群众能说的语言，接地气。他要能够把GOSAR带回人民群众的心中，让人民群众觉得自己是主人翁。香港人总是纠结普选。实际上如果塞给他们一个能够充分理解他们、感染他们、能够交出业绩的强人领导，他们也能接受。他们最喜欢的不就是港英总督麦理浩么。

五、CE不能单兵突进孤军奋战，要能带一批人，任命一批人。所谓的”drain the swamp”，把旧GOSAR里迂腐的、脱离群众的官员排掉，寻找一批锐意进取、更能联系群众的新人。只有把整个团队都换掉，让人民群众在背后拥护你，才有对抗deep state的一丝可能。

六、需要将极大精力花在市民的沟通、和解、动员上，要重振市民对GOSAR的信心。还需要非常善于运用本地的语言、西方的语言解释内地的制度与政策，作为一个高能量的发声筒，帮助改变市民对GOSAR和北京的看法。他需要高频、有质量、激情的沟通。（我想到了委内瑞拉的查韦斯）。

一个有个人魅力、领导力的政治家可以瞬间给市民带来希望，他们会愿意暂时放下顾虑，消除戾气，愿意给政府一个机会，期待政府真的焕然一新，交出好的成绩单。美国民众极其反对华盛顿，敌视政治精英，政治参与度年年下降，是Trump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GOSAR的CE也一样。未来需要打破思维，寻觅这样一个人物（也许并不是每一条都能满足，但只要具备几条即足矣）。但如果未来的CE上述条件大多是不具备的，那恐怕也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香港的问题。

要相信，个人有时是可以影响历史的。

北京说的港人治港，即由香港本地产生治理香港的人物。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物，能够改进香港的经济民生问题，深入联系群众，化解市民戾气，改善市民福祉，同时帮助推动大陆与香港的文化融合，如果有这样的人物，怎么可能不支持？问题还是落在，香港能够产生这样的政治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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