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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龙：“死亡敬畏”与法律的威慑力

作者 :索马里の母海贼 2019-11-21 11:15:40 审稿人 : admin

　　任何地方的社会失序，都是从法律体系坍塌开始。当然，文化人可以看得到趋势，比如从“礼崩乐坏”预见到社会失序的征兆。

　　法律体系，实际上有三个环节，立法、司法和执法，现代社会对应的是议会（或者相关立法机构）、法院和警察（包括监狱等）。

　　一般来说，立法往往带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因此，太“离谱”的法律条款其实是比较罕见的。至于美国各州的一些奇葩法律，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故意增加了法律体系的难度，提升律师入行的门槛。

　　但是在执法和司法环节，人为可以操作的空间就很大了。甚至有时候，权力过大的法官，对案子的判决，会给社会带来致命的影响。而警察为代表的执法机构，往往要在力量和克制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会常常遭遇舆论的“吹毛求疵”，尤其是别有用心的抹黑。

　　以Hk为例，此次风波起头是“引渡条例”，然后跟着就是街头暴力，警察街头捉，法院体系放。除了作为执法机关的警察，克制忍耐保持了很高的专业素质，立法会和法院，可谓乌鸦落在猪背上——一个比一个黑。

　　中国古代讲法律体系，有“天理国法人情”三个维度。法律的制定要遵循天理，司法要依法而治讲的是国法王法，而在执行法律的时候，也要兼顾人情宽严适度。

　　以天理国法人情三个对比去看HK，除了警察充满了“人情”，立法机关，可谓天理难容；法官，徇私舞弊可谓目无王法。天理国法不存，人情也难持续。

　　整个法律体系对街头暴徒的放纵，导致所谓的“法制社会”，法律失去了威慑力。一般来说，贪婪和恐惧是驱动人的两种最重要的力量，对法律已经没有敬畏，自然就谈不上恐惧，加上贪婪的驱动（给钱上街搞破坏），自然无所忌惮，反正砸的不是自己的资产，还能够挣钱，不受法律制裁。——如此魔幻的情形，居然是标榜的“讲法制”的社会。

　　其实，除了贪婪与恐惧，另外还有一种我之前一直忽视的力量，那就是通过长期的洗脑，剥夺人的正常思考能力，然后用du品控制人的意志，制造一大批如同行尸走肉的“僵尸”（这就是人工批量制造“脑死亡”）——最近从hk前线传回来的信息，很多被包围的fei青，有du瘾发作的症状。参照当年乌克兰游行的癫狂、性派对，我觉得此事真实性很高。

　　其实，讲Hk不是今天文章的主题，毕竟是茶壶里的风暴，那就捂紧盖子，静候事情演绎下去吧。

　　我在想的是，关于法律的敬畏，以及很多人鼓吹的“废除死刑”的问题。

　　在中国的历史传承大视野中，百家争鸣之风过后，实际上作为治国理念的，乃是法家和儒家，法家的主导，大概就是立制度并且用惩戒手段维持制度体系，从而维持统治秩序；而儒家，更多的是承担教化之功能，相当于社会的意识形态。两者结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我以前曾经认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过于严峻。比如动不动记载于史书里的“株连九族”，明明是一个人犯罪，一人犯事，一人担当，怎么能够株连无辜之人呢？

　　后来才想明白，古代社会，道路交通不便，信息极度不发达，因此执法成本极高，人口流动不频繁，宗族社会占据主导。有时候一个地方的叛乱，等到中央政府派出大军平叛，往往需要数月时间，如果只是抓几个首恶，哪怕是斩首示众，依然无法形成足够的威慑力。

　　在清朝时期，雄踞西北的准噶尔部落，仗着地理优势和不断膨胀的实力，屡次反叛，清政府的平叛战争从康熙、雍正一直打到乾隆一朝。

　　而且，在准噶尔的背后，还有虎视眈眈、嗜血成性的沙俄，时刻准备扑上来，咬上大清一口。西北极高的平叛成本，也最终逼着乾隆皇帝痛下决心，彻底剿灭准噶尔部。

　　经过艰苦卓绝的百年鏖战，清政府捍卫了国家主权，维护了西北安宁，粉碎了沙俄入侵的野心。一直到19世纪鸦片

战争之后，西北才又开始蠢蠢欲动。但是一直到1949年，始终没有分离出去。

　　可见，不要总认为杀人残忍，该杀不杀，后患无穷；仁尽义尽，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反能造福后代，甚至给子孙后代数百年余荫。治国如此，法治也当如此。

　　实际上，古代社会，一般的刑事案件，对于判处死刑，还是很慎重的。即使是重刑犯，往往也是发配边疆，轻易不判处死刑。株连九族、株连三族的那种，往往都是危及到了统治秩序。

　　到了近代现代社会，法律体系上，全面放弃了株连（当然敏感的职业，特别是公务员、军政系统，政审还是很严格的）。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与此对应的是，城市化生活之下，“宗族社会”已经全面解体，很多西方国家，连家庭都大面积地解体，人们在现代化的生活体系里，早已经全面“原子化”。不要说犯罪意义上的“株连”，困难时候想找几个人借钱都难。

　　相对于古代，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已经变得相当宽松。这些年，中国的法律体系，也向西方学习了很多的东西，包括经济犯罪量刑的降低，包括早些年的“两sao一kuan”，包括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取消......等等。

　　这一定是好事吗？恐怕是大大的不见得。少一点法律敬畏，就会多出来很多试探法律底线的群体，多出很多犯罪的冲动。毕竟，大家都不傻，做什么事情，都要衡量一下成本和收益，如果可能的惩罚很低，而收益很大，自然犯法的冲动就会上来。

　　比如说，我国对贩毒的处罚，一直是全世界最严厉的，这一点，外国人也都很清楚。在中国严厉的“贩毒够量即死刑”的威慑力之下，中国的毒品犯罪，实际上在全球属于很低。

　　对于法律的敬畏，我觉得很大一块，还来自“侥幸

心理”的消失。如果违法被捉的概率很低，违法证据不容易呈现，很多人也不会太遵守法律。比如以前的交通违章，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很多泥头车，甚至热衷于雇佣服刑过的人员。而在遍地都是摄像头，加上电子眼识别车牌以后，司机们都很清楚，一旦违章违法，都逃不过的监控。交通秩序就好了很多。

　　回过头来想，如果Hk的暴徒们，知道即使蒙上眼睛嘴巴，以眼下的AI识别能力，配合其他的技术手

段，他们也是无处遁形，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嚣张。——当然，驱动他们的已经是三合一的力量了，去除恐惧，利用贪婪，加上洗脑和xi毒。恐怕短期内，也很难重建法律的威慑体系，很快地解决问题。

　　所以，仔细想来，在中国还真的不适合再执行太宽松的法律，特别是还要强调死刑的威慑力。无论是大陆地区，还是港澳台地区（hk没有死刑）。有“一命抵一命”的死亡威胁，实际上是一条绝对的“底线平等”，这条底线，让任何有势力的人，都不能轻易用杀人的办法解决问题。

　　不仅是死刑的平等威慑，同样也还有大数据监管之下，“勿以恶小而为之”也会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准则，这种对规则的敬畏，足以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在我看来，一千万个摄像头对于“法治社会”的作用，远远要大于美国百万律师的体系，而成本还要低得多。

　　敬畏法律，实际上就是远离犯罪的红线，也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之本。以此来看，西方国家包括Hk地区，以“自由”为名，最终社会失序，犯罪率高涨，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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