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何会掉入政治泥淖？

作者：米联储米糕
来源：米糕新闻日记（ID：katehoo-BEN）

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

——《以赛亚书5:4》

过去五个月，香港正在向全世界直播一个成熟的商业法治社会如何走向无序与混乱。置身事外的人们看着心焦，而身在其中的香港人，穿行于被砸毁的街道与车站，淡定自若，仿佛正在发生的一切都与己无关。

这个商业文明高度成熟的城市正在全球展示一个政治巨婴的风采，一场冠以民主之名的和理非抗议最终演变成打压一切不同声音的暴乱行动。以至于不管政见如何，当下谁也不能否认，香港已掉进一个极度棘手的政治泥淖。部分人对“远方哭声”的恐惧掩盖了大多数人被恐惧和暴力施虐的现实。

一场类似于“堂吉柯德与风车”之间的大战让黑衣人们陶醉于自己的“勇武”不能自拔；一场不顾历史现实追求海市蜃楼般政治诉求的闹剧让反对派们陷入自己的“大爱”不能自拔；一场被害妄想症般自我催眠式的公民抗命让部分香港人陷入自己的“悲壮”不能自拔，最终香港社会集体上演了一部集受害者，施害者，仲裁者于一身的“自残”大片。

凡人畏果，菩萨畏因。香港今日之乱，其实早已“命”中注定。

一

很多人以为香港人是政治冷感动物，其实不然。在回归前的香港，虽受制于殖民地管制，无权过问本地政治，但香港人对隔岸的政治局势一直高度关注。

香港街头巷尾的书摊上，摆在最醒目位置的永远是各种写满诡谋权斗，耸人标题的政治刊物和书籍，以各路小道消息满足一个殖民地岛民对隔岸政治面貌的各种八卦心理。

香港，本质上就是一波一波受周边地缘政治局势影响而选择迁移的群体逐渐汇聚而成的“逃城”，这个群体始终保持对政治的高度敏感，不是出于兴趣，而是出于生存的危机感。

从最早的太平天国参与者避居香港，再到民国时期的各路革命人士和党派流民，从孙中山到杜月笙，无一不是大时代中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之人，更遑论在上世纪各种政治事件影响下迁徙甚至是偷渡逃港者。

每次大规模迁徙潮背后其实都是一场政治动荡的余波，这也注定了香港人在政治上高度敏感才是常态，所谓的“政治冷感”只是英殖民时期被强夺政治权力不得不暂时压抑的无奈选择。

有人说，香港的人口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政治发展史。1850年，香港开埠不到10年，人口从4000原居民增长到近10万，大量人口迁徙至此皆因天平天国之乱，这些人构成了最早的香港人。民国到抗日战争结束的二三十年间，香港人口再次爆增，从区区30万增长到1945年的160万。上世纪60年代，香港来自外围各地区的偷渡客数量达100万，到1980年，香港人口达到510万。最后一次人口大规模迁移来自回归之后，自1997年起，已有超过80万内地居民持证南下，香港现有710万人口中，超过45%不在香港出生，而几乎所有97之前迁居香港人士或多或少都是受周边地缘政治局势影响。

了解这个香港人口构成的基本盘，才会对香港今日为何会深陷政治泥淖的深层原因有所触及。

二

2002年，那个写下“狮子山下，同舟共济”的香江才子黄霑上书香港立法局，阐述自己对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支持。在这封手写的信中，他就提到：“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一日不立法，香港特区被人利用来反中国的机会就极大了……必将会害人害己，将香港推至非常危险的境地。”

当时，这封信被香港民主人士视作黄霑向北京“衔骨投诚”之作，丢尽知识分子颜面，但是如今看来，老一辈香港知识分子何其苦口婆心，用心良苦。

早在十几年前，霑叔已预言：“要知道，我国日渐强大，在一些意图霸占世界的已得利益势力集团眼中，恰是十分不愿见到的事。香港特区，绝不能让这些势力利用。”

彼时，中国刚刚加入世贸，跟美国关系还是蜜里调油，黄霑却已看到这背后危机所在，宁愿放下所谓知识分子的盲目“政治正确”，发出逆耳忠言。

黄霑在信中以从业40多年的老传媒人自居，认为有人居心叵测，将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混淆为对立概念，最终必将把香港拖入“反中基地”的绝境。

如今，17年过去了，一切皆按照霑叔的剧本演出，信中所言之恶果也正一一应验。黄霑对香港时局的研判并非读书人酒后拍脑袋，而是基于对香港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香港今日种种，很多都遗祸于被殖民百年的胎毒，这也是他为何力挺“二十三条立法”的根本原因所在。原本是一条根除胎毒遗祸的善法，硬生生被歪曲解读成迫害自由的恶法。时至今日，二十三条并未立法，当初以香港噩梦来阻吓民众的各种危言却一一兑现。

三

1984年之前，香港的政治制度是所谓“行政主导制”——港督由英议会任命，绝对的香港皇帝，本地精英组成的行政局和立法局以顾问身份辅佐港督。所谓顾问，就是我问你才答，我不问你就别管，更不要说决策权，1984年中英谈判时，香港的这两个顾问班子全部由港督亲自挑选任命而非民选。

《中英联合声明》中反复提及的香港“现行法律”与“现行社会经济制度”，“香港的历史与现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按“声明”内容，两国同意保留的香港制度其实并不是港人张口就来的所谓“三权分立”和“双普选”，而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内，接受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实行行政主导制的地方政府。这才是香港真正的政治命格。而香港要获得《基本法》承诺的“双普选”，首先要夯实“二十三条”的国家安全基础，这才是将香港政改拉入正轨的政治逻辑。

现实中，部分反对派利用政治权力错配，经济下行，民心不稳，以及香港人骨子深处的政治不安全感，制造各种“远方哭声”，鼓动部分港人只要“双普选”的权力却罔顾国家安全的义务，稍不顺心，就是撒泼打滚，喊打喊杀，陷入以破坏法治的手段来维护香港法治核心的怪圈。

如果当初英国人可切实按照《中英联合声明》落实，港人的政治预期与现实并不会产生如此扭曲的巨大落差，但事情坏就坏在“总有贱人想害朕”，让盘踞香港150多年的英国退出香港，硬杠不过的英国人又岂能善罢甘休，只能处处埋暗桩，为今日香港之乱局埋下祸根。

四

早在1982年双方谈判期间，港英政府已经悄然启动香港政改，单方面改变香港现行政治制度，以便跳出《联合声明》制约。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后，更是在1994-1995年立法会和议会选举中来了一场“民主冲刺百米跑”，从1982年前压根没有选举概念到1995年立法会全面直选并成为与港府并驾齐驱的权力机构，只用了13年的时间，香港就这么连滚带爬地在港英政府裹挟下从一个“政治小白”变成可以平分香港政治主导权的“否决玩家”。

什么叫“否决玩家”？就是在政治运行中，通过否决权力逐步实现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在参政过程中，“否决”是他们的唯一目的，他们并不在乎政策是否符合民生，是否有助于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只是将法律赋予他们的否决权用到极致，并在否决过程中不断获得政治红利。

在现行香港的政治制度中，存在着大量“否决玩家”，他们的身份可以是泛民派议员，自由媒体，NGO组织，社团，宗教组织和协会。他们以“为民请命”为名，获得参政议政权力，但从未为香港建设提供有效意见，只是不断为反对而反对，不断为香港社会发展制造阻力，这也是为何回归之后，香港发展几乎陷入停滞的关键所在。在这场长达5个月的风波中，这种否决玩家充分暴露于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成为将一个宁静香港拉近风暴眼中心的主要推动力量。

美国政治体制研究学者乔治·策贝利斯在其著作《否决玩家》(veto-players)中，曾提出，任何政治体制都存在一定数量的否决玩家，他们可以分为接受现有体制的玩家和不接受现有体制的玩家，结合香港人口构成的基本盘，在香港的政治游戏中，不接受“一国”体制的前提的否决玩家大有人在，他们未必人数占优势，但表达政见更激进，制造噪音更积极，加上媒体推波助澜，否决玩家常常比建制派占据更大的话语空间。他们只负责破坏，不负责建设，只负责阻挠过程，不负责实现结果。这样的群体大量存在，并合法地碎片化香港政治权力，这是香港在回归后逐步陷入政治泥淖的关键所在。

香港政治权力的高度碎片化最后导致一个地方政体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出任何重大决策，这个事实在香港回归22年的过程中被一再验证。从首任特首董建华的八万五计划，到国民教育推广，再到二十三条立法，从香港高铁耗时13年到7旬老太单枪逼停港珠澳大桥，看似对个人权利的极大尊重，但背后却是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大量浪费，对其他纳税人权利肆意侵犯。

从2012年10月10日至2016

年7月15日之间，香港第五届立法会共举行143次会议，光是会议时数就达2174小时，史上最长，议员要求点算法定人数的次数共1478次，耗时超过220小时，超过十分之一时间都在数人头。

如此巨大的施政成本让香港想要做出任何与时俱进的改变，对现有制度bug进行修复，都会招致铺天盖地的问责和否决，以部分人的公民抗命绑架全体港人的政治话语权，最后导致一个社会无法针对局势变化做出任何改变和修复，只能固守着30年前制定的规则一起坐看香港各种优势全面殆尽，最终又将责任推到特区政府头上。

五

到底这种充斥着“否决玩家”的政治制度是如何从港英政府时期的权力绝对集中模式被快速移植到回归前的香港身上呢？

在确定香港回归不可逆转后，英国开始着手对香港进行大刀阔斧的民主移植手术，完全不顾香港社会本身的文化背景和人员构成，一副回归之后哪怕你洪水滔天的无畏无惧。

1984年：推出了《代议政制绿皮书》，开启立法局的民主化进程；

1985年：首次实行立法局间接选举，颁布《立法局权力及特权条例》，提高立法局权力，展开碎片化香港政治权力的第一步；

1991年：首次实行立法局直选，将立法局成员人数扩增至60名；

1992年：末代总督彭定康上任后立即推出新的政改方案，要求在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中扩大直选席位，新增9个“一人一票”的功能界别席位。

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是香港立法局从港英时期附属于港督的咨询顾问机构升级为一个功能完整的地方议会，政治权力方面完全具备与香港行政政府掰手腕的力量，彻底扭转了“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时，双方协商的“行政主导”的香港政局。

六

类似于这样的越位操作并不仅局限于政治制度的安排，在司法制度方面留下的暗桩同样又深又狠。死死钉住了香港政治权力的回旋空间。

1991年，港英政府颁布《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将联合国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条文纳入香港法律，并依此废除了与之抵触的殖民时期苛刻法案，号称要给香港人基本人权保障。

但实际上，早在1985年发布的“联合声明”和1990年通过的《香港基本法》中，中央人民政府已明确向港人承诺了一系列过去在港英政府治下享受不到或者享受有限的人权。《基本法》作为香港地区的“小宪法”，其法律地位本身高于香港立法局颁布的地方法规。港英政府抢先颁布《人权法案》，等于给香港地区法院一项接近“违宪审查”的权力，法院可以以立法局法案与《人权法案》冲突为由废止法案。

这样的权力不但是香港历史上任何一个法院都未曾拥有的权力，甚至在英国历史上，之前也未有任何一个法院拥有过类似权力。1997年，香港终审法院成立时，早已反复演练过这种违宪审查能力，让香港的司法系统崛起为香港政治的第三极，这一点从最近香港高法院判定《禁蒙面法》违宪来看，实战能力可见一斑，香港法官可以熟练应用复杂的文本论证和欧美案例，在普通法系框架内，将香港政府的行政权力死死锁住，无法放手解决问题，包括面对严重暴动也不得不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无法获得来自司法的援助。

通过13年的高速运作，英国殖民者让香港在民主制度上完成了英美可能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权力制衡模式建设，建立了几乎完美的“三权分立制”，实际上却是在英国遗留下来的单一议会制的体制内嫁接了一个美式的“政治特区”，而最终这个特区要纳入中国政府颁布的《基本法》条框内进行运作，这如同是给海里的鱼移植了一套陆地呼吸系统然后让它去尝试空中飞行的生活模式，装备虽然是最好的，但从头到脚的政治资源错位配置，让部分港人始终无法认清和理顺一国两制的本质和关系，臆想一种空中楼阁式的政治理想，主张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最终让部分港人的政治诉求变成海市蜃楼般的幻象，而根本无法落地，沦为空洞的口号，和花式打砸抢的借口。

英国本土从1215年颁布《大宪章》到1688光荣革命政变实现议会君主制，用了近500年时间走完这段民主建设的过程，而落实到香港身上，从一个彻底的殖民地社会到法理上几乎完美对称的三权分立制度，仅仅用了13年时间。回归前从未获得过政治权力的香港人突然拿到了一把可以横扫港府行政权力的“AK47”，最终催生的不是民主的善果，而是暴民的狂欢。今日香港种种乱象，不过是这颗早已基因突变的畸形恶种长出来的歪瓜裂枣罢了，祸在根部，长出恶果只是时间问题。

香港理工大学

种下葡萄藤，长出野葡萄，到底应该怎么办？

以赛亚或许早已给出答案——

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

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

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锄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

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

——《以赛亚书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