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艰难的决策 与 领导的担当

　　这一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可能看起来有点像洗地文，请读者耐心一点看完第二部分。

　　艰难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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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大学的《概率统计》一门课中有一章叫做假设检验。在假设检验中，有两类错误，一个是α错误也称第一类错误。就是假设为真但拒绝。通俗的说可以叫漏报错误，就是以为没事，结果实际出事。第二个是β错误，也称第二类错误。通俗的说叫误报错误，就是以为有事，实际没事。

　　这个概念可以引申到更广泛的决策中。比如司法，让有罪的犯人逃脱法网的概率可以说是α错误，把无辜的人判罪可以说是β错误。比如地震预报，实际地震了没有预报就是α错误，预报了但实际没地震就是β错误。决策的质量，是要同时考虑这两类错误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往往只会考虑到一种错误。比如地震。在地震发生后，经常有民科发表言论，说他预测到了这次地震等等。但这种很扯淡。

　　举个例子来说，我说，我家狗能预测地震，每次发生六级以上地震的前一天晚上，我家狗都会狂叫5分钟......从来没有地震前不叫的时候。大家觉得我的狗能预测地震吗？

　　答案是完全没用。因为我的狗每天晚上都叫。虽然漏报率为0，但误报率太大了，就没有任何意义。民科的地震预报大多归于此类。

　　在样本容量给定的情况下，是无法同时减少α错误和β错误的。比如在司法上，除非侦查能力提高，否则不能同时提高破案率，降低冤案率。如果违法必究，不放过一个坏人，就会更多的冤枉好人。如果严格疑罪从无，不冤枉一个好人，坏人逃脱惩罚的几率就会变大。两者不可得兼。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是口号不是现实。

　　2

　　在决策中，一个因素是α错误和β错误的概率，另一个因素是犯错误导致的损失。以航班遇到天气不好是否要起飞这个决策。α错误就是起飞了然后飞机失事。β错误就是航班取消，但实际起飞了也没不会有事故。在航空公司和机长是非常谨慎的，只要有非常微小的危险，就宁可取消航班，也不强行飞。

　　为什么？因为α错误，即航班失事的损失是巨大的，上百条人命+上亿美元损失。而β错误航班取消只是耽误旅客一天时间。这两者完全不对等。因此，α错误的几率再低，就算只有万分之一，机长也不会冒险。

　　另一些情况，比如一家钢铁厂碰到一个可能的故障要不要停产检查，就不一样了。漏报出事的损失有，但是有限，误报，停产的成本也不低。虽然α错误可能几率不小，比如5%，但钢厂也可能就不停产，等待定期统一检修了。

　　对地震预测来说，漏报的损失巨大，但误报的损失也同样巨大。比如预报某城市1个月内发生地震，难道让整个城市停工停产，所有人都在室外搭防震棚呆一个月。误报的损失会非常大。对地震预报，只有能做到临震预报，就是提前一天预报，才有意义。地震的中长期预报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某地三十年内有大震，但有什么用呢？最多就是制定更严格的建筑标准而已。不可能三十年都按要地震了去工作和生活。

　　地震之前能找到很多征兆，但有征兆不一定会地震。误报损失也很大。目前为止，唯一一次成功的临震预报就是1975年海城地震。海城地震一般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在正确预测地震的基础上，由官方组织撤离民众，明显降低损失的唯一成功案例。但随后的唐山地震，就完全没能预测到。唐山地震后的恐慌，和各种还要继续地震的传言，让华北人民在防震棚里面呆了几个月，经济损失巨大，但也没震。

　　没有完美的决策，有决策就会有失误。

　　3

　　在大多数情况中，决策者获得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决策都是在两难之间的选择。以对复工的决策来说，如果全国人民再放两周假，经济会撑不住，企业倒闭一大片，物资供应都可能有问题。如果放开复工，又担心疫情在其他城市爆发。从新闻中能看出来政府决策的艰难。抓经济但疫情蔓延，或者抓控疫情但经济危机，两者的损失都非常巨大。也只能再两难之间做出无比艰难的决策。

　　4

　　除了信息不完全，决策者决策时获得的信息很多也是失真的。在层级架构中，顶层获得的信息，往往在从下到上的传递过程中，被每级按自己的需求做修改，最终完全失真。

　　根据人民网2007年的一则报道：“今年（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70多岁的委员杨志福满含热泪向总理转述了一则来自民间的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GWY。GWY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本质上就反映了这种层级架构的信息失真。

　　这个也不仅仅是中国，也不仅仅是政府。笔者在管理咨询公司工作过。大企业花成百上千万请管理咨询公司，一个目的就是能越过企业层级架构，收集基层的声音，然后公正客观的直接反映给最高管理层。

　　5

　　少时读三国，最佩服谋士，袁绍不听田丰沮授就失败了。好像君主成功就是听谋士的，失败就是不听谋士的。长大后觉得这些都是写小说的不得志文人那种未逢明君心态下的怨言。

　　读二战史，战后垂头丧气的德国将军纷纷撰写回忆录，把战败的责任都推给希特勒的愚蠢指挥。比如对苏战争中1941年秋天分散兵力去打乌克兰，削弱了中央兵力，没能打下莫斯科。1941年冬天下令死守，不撤退，损耗大量兵力等等。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做，历史也没有假如。希特勒之前，上一个入侵俄国的欧洲霸主拿破仑就是没分散兵力，直捣并攻占了莫斯科。同时形式不利时也不恋战，马上撤退。结果了，拿破仑1812年冬天战败，一年多以后1814年俄国军队打进了他的首都巴黎。希特勒1941年冬天占领莫斯科失败，三年多之后1945年苏联军队才进入他的首都柏林。希特勒至少多撑了两年。按那些将军的思路，也许德国输得更快。

　　看历史，往往觉得历史人物经常做出愚蠢决策，有时不禁有种，要是我，能做的更好的想法。事后诸葛亮谁都会做，身处局中之时，想依据有限信息，看透未来一片迷雾绝非易事。

　　做为决策者，决策前你获得的是大相径庭的数十种不同的建议，从中间挑出一条最正确的，是最难之处。决策之难，远远难于提出建议。

　　领导的担当

　　前半部分有点像洗地文吧。第二部分开始说说这次疫情的事情了

　　1.

　　对于这次疫情，我们假设省市两级从疾控中心专家拿到了有限人传人，确诊病例不多，华南海鲜市场唯一传染源等错误信息，将做如何防控疫情的决策。决策是：是否发布一级响应，向公众发出警报，要求取消所有公众场合的人员聚集。

　　这个决策的α错误是没有发出警报但疫情爆发（就是真实情况），β错误是发出警报，但疫情没爆发，误报了。在当时政府获得的信息，如果一级响应，全力以赴，肯定有误报的风险。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α错误漏报将导致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今天的情形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发出警报也可能没用，疫情还会发生，但多少能挽回一些吧，就是能挽回10%的人的生命，也是巨大的。而如果发生了β错误误报，能有多大损失呢。公众会有些恐慌，取消一些活动。除了影响一下春节前安宁祥和的气氛外，经济损失完全可控，最多面子不好看对帽子有点影响而已。

　　但为什么不做呢？为什么还搞大规模人员聚会呢？就算专家给的意见是疫情不严重，认真对待又有什么损失呢？？对传染病来说，难道不是宁可误报，不能漏报吗？

　　2

　　对于决策中信息传递失真，共产党早就有明确的解决办法，其一曰：下基层；其二曰：调查研究。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总书记曾经讲过：“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到基层调研是党的光荣传统，是解决信息传递失

真的好办法。

　　

多年前在描写一名省委书记的报道中，我看到了这样的描述：只带一个秘书，一个警卫，轻车简从，不预先通知行程，不走既定路线，到最基层调研。

　　就算卫健委专家组给了报告，这么重大的事情，省市领导作了现场调研吗？不在外地，就在武汉呀。办公地点离收治医院，也就十几公里吧。毛主席说过，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吧。

　　我想请问省市两级

领导们，在2020年1月1日-15日之间的半个月，你们去过收治医院吗？

　　你们和收治医院的院长交流过吗？

　　和呼吸科，重症科主任交流过吗？

　　和一线医生交流过吗？

　　医院离你们不远的。如果都交流过，医生的意见也充分表达过，最终还是根据卫健委的意见得到了不严重，不用太在意的结论。我无话可说。

　　如果这么重大的事情，只是看了报告画了个圈，写了个阅....没去一线，没做调研，我觉得只能用某职两个字形容了。

　　领导们是去了前线密集调研，还是忙着迎接春节，筹备两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相信后续调查，这个事情会有结果。基层调研，了解第一手信息，是领导们职责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应对传染病经验，是判断错误。但如果基本的调研都没做，就是没做到应该做的事了。

　　读者们有兴趣，可以看看毛主席的《寻乌调查》看看当时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是怎么做调研的，做的多么细致。如果大家认为领导不应该去一线直接调研，可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做调研的，总书记是怎么做调研的。

　　对调研工作，毛主席说了三句话：“其一，一万年都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其二，要破除迷信，专从书本里面出决策是危险的。其三，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是不可能实现的，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亲自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我相信，如果这三句话某省某市的领导认真做了，绝对会少犯一些错误。

　　3

　　民众是通情达理的。我们能理解信息不完全情况下，领导的决策不一定永远正确。我们也知道领导没有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也没指望1月1日就能做出武汉封城的决策。我们也知道，可能去年12月病毒就扩散了，即使1月份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也不可能彻底挡住疫情的发生。

　　但是，如果措施正确一点，1月初就按一级处理，停止人群聚集，提醒警告医务人员，我们肯定能比现在更好。就算少死10%的人，甚至5%的人，都是比现在更好呀。

　　我们知道传染病爆发是天灾，我们也没指望有救世主能彻底消灭病毒。但毫无疑问，我相信如果当时做了充分调研，仔细评估了漏报和误报的损失，是可以做出比现在更好的决策。

　　当领导的，需要有担当，有在信息不完全的时候，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担当。

　　至于领导们是不是做了该做的事情，相信疫情后，会有一个说法。

　　4

　　今天，很多企业应该开始复工了。看到政府的复工政策，又看到了没有担当的领导们。让企业准备口罩消毒液隔离间，这些都是小事，但政府让企业承担防疫的法律责任，就无语了

　　某特大城市的复工政策，被形容为“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某城市某区让企业负责人签保证书，如果企业内出现感染案例，要追究企业和企业负责人的责任。说要罚款甚至更严重的追责。......让企业承担不让员工感染的责任，企业有这个能力吗？这个不就是不担当，推卸责任吗？

　　经济和防疫两手都要抓，是让政府两手都要抓，不是让政府把责任推给企业的。

　　好像某地出了上万个案例，某地负责人也还没被追究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