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产的商品，为何成为西方世界血腥杀戮的诱因？
作者：北山浮生
来源：北山浮生（ID：BSFS_View）
一、争夺防疫物资丑态毕露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号称发达国家的西方各国，出现了一系列颠覆三观的事情。
比如说，为了防疫物资，西方各国之间各种无下限的骚浪贱操作，层出不穷。
意大利防线全面吃紧，但是抗疫物资却被邻国频频打劫。最先下手的是德国，这是为了报二战中被意大利坑的仇吗？但是接下来波兰、捷克也对发往意大利的口罩下手，前线奋战的意大利人欲哭无泪。
随着疫情的蔓延，打劫行为也扩散了，德国人可能打劫上了瘾，四面出击。法国扣押英国的口罩，最倒霉的是瑞士，防疫物资先后被德国、意大利、法国截胡。
可怜瑞士一个山地国家，自己没有任何生产口罩的能力，周围邻居都是强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家里空有一堆黄金，也不能消灭哪怕一个病毒。
现在美国成为疫情的中心，逐渐成为打劫的主力。法国向中国订购了10亿只口罩，分批运抵。4月1日抵达的这批口罩，原本是要发往大东区，这也是法国遭受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是就在机场停机坪上，差点被美国人买走了。大东区区长让-洛特纳称，“在停机坪上，美国人拿出钱，开出了比法国开的价高三倍或者四倍的价格，因此真的需要为之而战”。
此前，一架载有约800万个口罩的“安-124运输机”从中国运抵巴黎瓦特里机场，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法国方面甚至出动了警察、宪兵和战机维安巡逻，被法国媒体形容为“我们运送口罩就像是在运送黄金一样”。
除了法国之外，德国、加拿大先后反应被美国“截胡”。德国人气得大骂美国是当代海盗。
不是传说中“皿煮国家之间不打仗”吗？如今为了个口罩就要大打出手？
看来，打不打仗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皿煮”，而在于物资是否充足。
同样是皿煮国家，物资供应充足那就是美国，可以游泳池二十四小时放着水，夏天空调开到20度；
物资供应不足，那就是印度，两个邦为了争夺水源，导致“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爆发骚乱。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才是事实的真相。
资源丰富，当然可心平气和，一片和谐；如果真到了缺乏物资就活不下去的地步，自然就会撕破脸皮干仗了。
这次疫情充分显示，强大的生产能力才是国之根基，疫情中出现的魔幻现实，也体现了发达国家纷纷脱实向虚，生产能力汇聚到中国的现实。
随着全球生产能力进一步向中国汇聚，西方进一步衰落，可以预计，即使疫情结束，西方国家之间为了物资相互争抢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
中国生产的商品，在西方世界引发血腥杀戮，还真是自古以来的一项悠久传统。
上述过程，不过是历史传统的回归罢了。
这项传统有个动听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
东西方通过丝绸之路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中，东方中国作为生产国，输出各种奢侈品，西方作为消费国，为了这些物品以及背后的巨大利益，不断爆发血腥杀戮。
这就是两千多年欧亚大陆的历史主线。
二、两希文明的起源
这一过程的源头已不可考，在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之前，非正式的民间贸易已经存在。
陆上丝绸之路有南北两条线，北线经过黑海沿岸再通过君士坦丁堡进入地中海，南线经过波斯高原后到达巴格达、大马士革，然后经过迦南（今天以色列黎巴嫩约旦所在地）要么向西南到埃及，要么通过地中海进入欧洲。
西方文明又被称为两希文明，也就是希腊和希伯来（犹太），这两支都与丝绸之路有很大的关系。
把迦南之地视为故土的犹太人，之所以老被周围民族修理，因为他们身处四战之地，而且迦南之地作为丝绸之路的贸易节点，具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不搞你才奇怪了。
在被周围强大民族虐得死去活来的过程中，犹太人为了避免在苦难中民族消散，编造了一系列精神胜利法来增强民族凝聚力，号称自己是“神的选民”，现在的苦难是为将来的幸福的考验，这就是社会底层屌丝“阿Q精神胜利法”的威力加强版。
这个精神胜利法就是犹太教，也是后世的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教）和伊斯兰教的源头。
希腊文明，是发源于爱琴海的商业文明，它跟犹太文明一样，也是作为丝绸之路的贸易节点而发展起来的。
希腊神话中，有一个伊阿宋获取金羊毛的故事。
金羊毛（Golden Fleece），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稀世珍宝。许多英雄和君王都想得到它。它不仅象征着财富，还象征着冒险和不屈不挠的意志，以及理想和对幸福的追求。
伊阿宋是国王埃宋的儿子。国王的弟弟珀利阿斯阴谋篡夺了王位，并把埃宋父子俩赶出国境。伊阿宋长大后回来报仇，他的叔叔说：“贤侄，你知道金羊毛的故事吧？多少自称英雄的人为了它死于非命，没有一个能得手。看来，这世界上真是没有英雄了！不过，孩子，如果你能把金羊毛取回来，那我甘心为此献出神圣的王位。”
伊阿宋带着伙伴历经千辛万苦，经过连番苦战，在当地国王女王美狄亚的帮助下，终于取回金羊毛，夺回了王位。
德拉波画作《金羊毛》，美狄亚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双双乘阿戈尔号逃走。国王派儿子追来，美狄亚设计杀死兄弟并丢进大海
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希腊人所说的金羊毛，其实是通过贸易商人少量流入西方的中国丝绸。伊阿宋的故事，则反映了为了争夺这些稀世奇珍，西方人之间的血腥争夺。
希腊人认为，金羊毛出产于离希腊很远很远的黑海岸边，一个叫科尔喀斯的地方。这里位于今高加索地区，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希腊人已知世界的边界。
中国桑农和纺织工匠如果知道他们生产出来的丝绸，在西方成为无数人打得头破血流所要争抢的“神物”，不知会做何感想。
三、罗马的衰落与分裂
西汉时期希腊文明早已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罗马。
汉武帝开启了中国官方加入丝绸之路的历史，使得贩卖到西方的丝绸数量大增，价格不再像以往那么夸张，但是仍然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再加上贸易总量上去了，贸易总额是相当惊人的。
罗马贵族妇女都以拥有丝绸衣物为荣，作为老公，如果不能让老婆穿上丝绸，不仅在家里被数落，出门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吹牛，那是拼了命也要买的。
生活在东汉同时代的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反对这种高成本的奢侈品仅仅“能让罗马女性在众人面前显得光鲜”。他最大的不满在于布料的成本，他悲叹道：“这比实际成本竟高出100倍！”他在《博物志》中，将这种来自东方的神奇织物描绘为“树上的羊毛”。
薄薄的丝绸成为来自遥远东方的“利刃”，插在罗马的血管上，源源不绝地抽取罗马的血液。老普林尼写道：我们每年在东方奢侈品上，为我们和我们的女人花费掉大笔资金，一年有多达1亿塞斯特斯（sesterce，古罗马货币单位）从罗马帝国流出，进入到边疆以外的东方贸易市场。这一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帝国年造币总数的近一半，并占去年度预算的10%以上。
货币的不断流出，导致罗马经济通缩，进一步抑制本土生产。失去自身造血功能的罗马，又在不断地失血，于是逐渐演变成一个金融寄生体，疯狂压榨各个行省，引发罗马本部与行省之间越来越深刻的矛盾，罗马解体的征兆此起彼伏。
罗马对于行省的压榨与掠夺，使得民间苦难深重，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此起彼伏。呼唤人人平等的基督教，应运而生，并逐渐蔓延整个罗马，最终成为罗马国教。
统一的罗马，给各地带来的不是劳动生产率提升，不是统一稳定的国内环境促进经济繁荣，而是恶性的剥削与掠夺，苦难的行省与畸形繁荣的罗马本部。在希腊地区崛起的“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坐拥水陆枢纽地位，罗马帝国的财富加速向君士坦丁堡转移，相对于富裕的东部嫌恶衰落贫穷的西部，分裂成东西罗马已是不可避免。
对于经济崩溃、社会趋于解体的西罗马来说，国家的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凯撒、屋大维复生，也没有回天之力。
但罗马的掠夺式财政体系，却通过一种隐晦曲折的方式传承下来，这就是罗马教会。
罗马教会是宗教机构，也是一个经济体系。它的分支机构遍布欧洲，通过向信徒贩卖信仰，收取信仰什一税和捐献，实现了财富的收集和汇聚；其中一部分拿出来建设宗教建筑和造像，巩固信徒们的信仰，其余则保证了教会上层可以过上穷奢极侈的生活；再通过宗教布道的精神安慰品，给教徒们提供纯精神的”奶头乐“。
罗马教会完全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实现了类似罗马帝国的经济循环。
教会的根基以及唯一的资源就是信仰，为了维护信仰，教会不惜动员发动圣战，或者宗教迫害、猎巫运动，以维持教徒的信仰。通过这些战争或准战争，教会也像罗马帝国一样掠夺财富。
马克思对于基督教的评价则更加直指核心：欧洲的教会是一个经济体系，而且也是一个金融借贷体系，当然也是个战争体系，更直接地说，是一个为战争服务的金融借贷体系。
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但是罗马帝国的本质——军事与金融复合体，却长期存在。实质上，罗马教会成为罗马帝国的幽灵，也成为罗马军事金融体系的宿主。
在脱离了笨重累赘且容易拉仇恨的实体政权躯体之后，这个军事与金融双核驱动的隐形怪物，成为不死的千年老妖，反而越活越精神了。此后它又换过多个宿主：从热那亚、比萨、威尼斯等城邦共和国，到圣殿骑士团，乃至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直到今天的美国。
四、伊斯兰教的崛起
罗马帝国为了掌握“一带一路”贸易的主导权，与东方的波斯——帕提亚帝国（安息帝国）之间爆发连绵不断的战争。罗马帝国分裂以及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其继承者东罗马帝国与波斯的战争还在持续。
从公元六世纪下半叶开始，东罗马帝国（拜占庭）与安息帝国的继任者萨珊帝国之间的战争又变得激烈起来。
究其原因，随着中国步入隋唐时代，东方世界从长期的乱世中逐渐恢复过来，生产力不断提升，“一带一路”贸易的利益变得越来越炙手可热。萨珊和东罗马都想干掉对方，独占“一带一路”西段的控制权。
波斯与东罗马本来是为了贸易主导权开战，但是连绵不断的战争，阻塞了“一带一路”中波斯湾-红海-尼罗河这一段的商路。进行跨国贸易的商人们只好绕道阿拉伯半岛的陆路，使得位于阿拉伯半岛的商业城市麦加兴盛起来。原本在沙漠里数骆驼的阿拉伯人，成了这场战争的最大获益者。
搞大事两个条件，首先得有钱，其次得有人。现在钱有了，阿拉伯人口也不少，但是他们还处于原始的部落状态，成百上千个不同部落内斗不断，因此就需要出现一个英雄人物，把他们有效的组织起来，拧成一股绳。
当年，摩西就是为了让内斗不断的犹太人团结起来，创立了犹太教，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同属闪米特人，阿拉伯人的内斗天性比起犹太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让阿拉伯人团结起来，也只能依靠宗教，这个宗教就是犹太教的改良版（基督教）的加强版——伊斯兰教，这个英雄人物，自然就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
东方输出的丝绸引发的西方厮杀，诞生了犹太教；汉朝输出的利益达到一个阶段性高峰，浇灌出基督教，而到了隋唐这另一个财富输出高峰，诞生了伊斯兰教。
“互撸娃，互撸娃，一根藤上七朵花”，后世的大部分宗教战争，就是由天启宗教这根葫芦藤上的那些花儿挑起来的。
五、罪恶的十字军东征
引发天启宗教之间血腥争夺最大的根源，仍然是丝绸之路上的巨大利益。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持续了二百多年的十字军东征，对应于宋朝。
十字军东征使得以意大利为中心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
所谓商业革命，就是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商业活动出现了大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话，就是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场商业革命可以说是在十八世纪以英国为中心发生“工业革命”之前一系列必要前奏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联系今天的世界更容易理解。工业革命就是一次技术进步的大爆发，技术进步本质上是大量资本驱动的结果：首先出现市场的需求，提出（忽悠出）创富的概念，比如虚拟现实（VR）啊、人工智能啊、物联网啊，然后吸引大量追逐利润却又无处可去的金融资本向这些领域投入，如果做出来实际的成果，那就是一次技术革命，引领经济新一轮大发展，做不出来，就是一次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
特斯拉到底是泡沫还是技术革命，目前还不好说
但无论怎样，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那就啥也没有。商业革命之所以重要，就是通过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饥渴地追求利润的金融资本，从而为将来爆发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其意义还不仅如此，工业革命之前的其他必要准备——价格革命、技术革命，也都是以商业革命为前提。
在10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还十分遥远，主要的创富机会都在商业领域。在北方，德意志商人组织的汉萨联盟控制了波罗的海贸易，南方则是意大利人大显身手。他们的足迹遍布全欧，从佛兰德（今荷兰比利时）、英格兰到北非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他们欺负撒哈拉南部的非洲人不懂得制盐技术，组织了所谓的“金盐贸易”，用一磅盐换非洲人的一磅黄金。
金盐贸易路线
在所有贸易机会中，最大的机会就是参与“一带一路”贸易，这才是爆发商业革命的现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商业革命”的火花，还是中国带给欧洲的。
公元960年，身为后周殿前都点检（御林军统帅）的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中被部下“黄袍加身”，创立北宋，成为了宋太祖，此后南征北战一统天下。东亚在唐后期开启的漫漫乱世之后，终于又恢复了社会稳定。
随后，宋朝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盈余商品，实现大规模对外贸易成为可能。由于党项人李元昊建立的西夏国阻挡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海路，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一带一路”中的“一带”。
宋朝进行海外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等等。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等地开设了十几个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相对于唐朝时只开放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宋朝的海外贸易可以说是空前繁盛。中国制造的商品由于品质卓越，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远销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
当时世界人民对中国商品的崇拜，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国人崇拜日本马桶盖，美国苹果手机，法国LV包，瑞士钟表等等。总而言之，世界各地的有钱人，要是没有一两件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宋朝与欧洲的“一带一路”贸易，都是通过大食商人（对阿拉伯、伊朗穆斯林的泛称。按其民族服装颜色分白衣大食、黑衣大食、绿衣大食三种）进行中转实现的。
在10至11世纪的“全球化”（当时旧大陆就是全球，新大陆属于未知黑域）贸易体系中，中东的穆斯林帝国由于地理优势，掌握了全球贸易的控制权，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基本就相当于美国在今天的地位；
宋朝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世界工场”，跟今天中国的地位也是半斤八两。当然了，农业时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深度和广度，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远程贸易的货物主要是奢侈品。
在等级社会中，奢侈品的作用比今天重要得多，它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进而是权力的象征，以及领主维护属下忠诚度的保证。而且由于当时社会财富盈余极少，昂贵而作用巨大的奢侈品国际贸易，对各国的影响，比今天的国际贸易还要大得多。
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谁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一带一路”贸易，谁就执掌了欧洲财富之牛耳！由于拜占庭帝国正处于欧亚交汇的枢纽位置，扼守东西交通陆桥和南北航道要冲，天然具备参与一带一路贸易的优势，拜占庭帝国因此也成为除穆斯林帝国之外,在“一带一路”贸易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其首都君士坦丁堡也因为商旅汇聚而十分繁盛。
自公元四世纪建都以后,君士坦丁堡一直成为西方参与“一带一路”贸易的桥头堡，是拜占庭帝国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手工业尤其是奢侈品的制造业更是天下无双。从五世纪到十五世纪,君士坦丁堡一直是西方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船运中心。马克思曾称君士坦丁堡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
在公元12世纪，这里居住着约50万人口，除了教堂和宫殿之外，商铺林立、繁荣至极，甚至还有路灯和自来水系统。潘托克莱托（Pantocrator）是约翰二世在1136年建立的医院，有50个病房和一个精神病院。
繁荣的君士坦丁堡
“古丝绸之路”是由沿线各国基于各自的利益自发形成的，其中掌握贸易支配权的国家，自然就会生出“雁过拔毛”的想法。对于西欧人来说，君士坦丁堡的繁盛显然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穆斯林本来就已经是二道贩子了，西欧人要想买到阿拉伯商人手中的东方商品，还要再经过拜占庭帝国的买办商人再扒一层皮，悲催得不要不要的。
当时的欧洲人应该不会具有这样的全球性视野，但是拜占庭帝国的富有以及与穆斯林的贸易机会，那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地中海地区由于正处在“一带一路”贸易的关键节点，其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西欧人迫切希望，经由地中海地区获得直接与穆斯林贸易的机会。
宋朝的商品对于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宋朝的人们几乎感受不到多少来自欧洲的影响，原因是：当时欧洲的经济规模相对于中国的体量来说实在太小，而且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可供交易的商品。打个比方，在当今世界，中国商品大潮可以充斥非洲任何一个国家，但是中国人完全感受不到与赞比亚的贸易有什么影响。
北意大利的三个城市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和比萨共和国（位于今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的比萨市一带）为了争夺地中海贸易霸权，进行长期的激烈对抗。其实说白了，这哥仨儿争夺的是作为背靠阿拉伯人的买办集团的地位。买办集团都是对内凶狠，对外跪舔，意大利人也不例外。对于意大利商人来说，只要把信仰异教的阿拉伯商人集团伺候好了，就可以从欧洲的基督徒教友身上愉快地挣钱了。至于上帝神马的，那是啥，能吃么？
意大利各个共和国位置：热那亚（Genova）、比萨（pisa）和威尼斯（Venezia)
比萨和热那亚在公元十世纪上半叶还是共同抵御萨拉森人（欧洲人对阿拉伯海盗的称呼）入侵的盟友，当萨拉森人在地中海区域退却后，比萨和热那亚却为了钱翻脸成仇，不惜向昔日的兄弟背后捅刀。这是因为，这两个共和国都可以作为“一带一路”贸易的中转站，两者之间的同质竞争激化，矛盾越积越深。
1060年，比萨与热那亚首次开战，首战的胜利巩固了比萨的地中海霸权地位。1077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正式承认由比萨人提出的新《海洋法规及惯例》，比萨的地中海霸主地位正式确立。1092年，比萨获教皇乌尔班二世赋予主权，治理科西嘉和萨丁尼亚，并升格为大主教管区；比萨也投桃报李，派出一支120艘船组成的舰队支援乌尔班二世所鼓动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9年，正是在比萨人的大力支持下，十字军占据了耶路撒冷，比萨在黎凡特地区（耶路撒冷、黎巴嫩、叙利亚等周围区域）建立了一系列贸易站，获得了与阿拉伯商人直接贸易的权力，成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的最大赢家。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攻占耶路撒冷
由此，比萨商人成为了继拜占庭帝国之后，背靠阿拉伯商人集团的新买办，随着跨国贸易，大笔财富滚滚而来。他们的财富自然引发其他人的纷纷效仿，于是，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出现了。
十字军东征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圣战，实际上成为服务于意大利商人利益的武力扩张行动，而被忽悠进十字军运动的欧洲各国君主和平民，则成为大大小小的免费打手和廉价牺牲品。
十字军中的骨干力量——骑士团，则与这些被当作炮灰的“散户”和“肥羊”有很大的不同。在中世纪，长途经商都得有强大的武力护航，每个骑士团基本上都与相应的意大利商人集团结盟，骑士团的武力为贸易商队保驾护航，保护贸易站的安全，骑士团与商人集团为了共同的利益相互渗透，结成利益共同体，已难以分清彼此。
其中，圣殿骑士团比其他骑士团走得更远。与其说圣殿骑士团是上帝虔诚的军队，还不如说他们是一家拥有雄厚武力，主要经营贸易金融的跨国公司，几乎就是后来集贸易、金融、武力于一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原型。甚至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徽章之上，还有圣乔治十字和骑士头盔图案，以表明他们与圣殿骑士团的渊源。
圣殿骑士团不仅长期与威尼斯商人集团结盟，拥有直接隶属于骑士团的贸易船队，甚至还发展出遍及全欧洲的金融和贸易业务。他们还暗地里与穆斯林中的商人集团达成秘密联盟，甚至与穆斯林的恐怖组织“阿萨辛派”暗中也有长期合作。
创立于1600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的徽章，上面有圣乔治十字和骑士头盔图案，表明与圣殿骑士团的渊源
前面几条还好理解，与恐怖组织合作是几个意思？
其实，和当今世界的规则是一样的。国际贸易追求自由化的环境，各国政客中总有出于种种考虑（大多是保护本国利益），制定贸易保护政策，对贸易自由化进行打压限制，比如现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在农业时代，重农抑商的倾向就更加明显，对商人活动特别是跨国贸易打压得更加严厉。
这时候，就是杀手们大显身手的时刻。让杀手把不识相的政客做掉，贸易商人们不就又可以愉快地挣钱了吗？阿萨辛派的经济来源主要也是依靠贸易，因此与圣殿骑士团一直合作愉快。游戏《刺客信条》中，阿萨辛派与圣殿骑士之间纠缠不清，虽说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但也不是完全的瞎掰。只不过，历史上他们大部分时间不是对抗关系，而是互利合作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字军东征就是“一带一路”贸易所引发的、争夺地中海贸易霸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如果再联系到这轮贸易繁荣的缘起，我们可以说，中原大地人们勤劳生产的各种优质商品，通过“一带一路”贸易，在西方引发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千年圣战！
在大量平民作为炮灰被牺牲掉的表象背后，是穆斯林和意大利的商人集团携手共进，大发其财。
东方的大陆生产文明与西方的海洋商业文明，以这样一种奇特诡秘而血腥的方式联结在一起。这也成为西方金融资本的起源，也是西方世界日后赖以起家的资本。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这话，说的还真是一点都没错。
六、地理大发现导致西方翻盘
欧洲的贸易金融体系只能对内进行经济殖民和金融压榨。在国际贸易中，欧洲始终被中国的商品大潮完美压制，处于逆差状态，欧洲的血液（贵金属货币）被源源不断地抽取，既发展不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也无法积累起发展所需的足够资本，欧洲的内部矛盾高企，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这种被抽血到崩溃的状态，与晚清到民国期间的中国如出一辙！
长期的贸易逆差导致持续的通货紧缩和贫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使得欧洲人形成了疯狂追逐金银的欲望，不惜舍生忘死前往海外探险，终于促成了地理大发现。在地理大发现中，欧洲人又发现了大量的金银贵金属矿，并利用奴隶劳力不计人命死活地进行开采带血的金银。
之所以说是“带血的金银”，不仅仅是劳动条件极度恶劣，监工穷凶极恶，疫病流行，更在于当时采用的冶炼技术——汞齐精炼法，需要使用大量有毒的水银，矿工干不了几年就会中毒死亡。据估计，仅在波托西银矿一地，就有800万印第安奴隶因为采矿而命丧黄泉。
在银矿中工作的印第安奴隶
正是这些累累白骨换来的金银，成为逆转乾坤的大杀器！
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用奴隶的累累白骨换取了大量金银，终于摆脱了困扰欧洲千年之久的紧缩魔咒，给欧洲市场带来了足够的流动性。
在其刺激之下、英格兰、荷兰等地的生产部门受到资本和需求扩张两方面的推动，迅速发展起来。通过“丝绸之路”，东方先进的技术、文化不断传播到西方，甚至包括蒙古人西征以及黑死病大爆发，都成为打破宗教和封建制度束缚坚冰的有利因素。
英国十七世纪的手工工场
以上多用有利因素叠加之下，欧洲经济终于从泥潭爬出，开始了历史性的复苏。但直到明清时期，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高超技艺生产出来的高质量商品，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绝对的中心。欧洲商品也就在欧洲的中低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在国际市场上还是一败涂地。
中国商品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不仅仅是奢侈品，当时许多日用品生产技术为中国所专有，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垄断地位。明代中期，中国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1629年（崇祯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一份报告书中说：“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当时一个西方作家也报道说：“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他次要的物产”。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绝，“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产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
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西方追赶东方的路线图应当是这样的：西方不断通过模仿、剽窃、学习东方的技艺，山寨中国的产品，付出辛勤的劳动换取外汇完成原始积累，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来与中国商品竞争，从低端产品替代开始，逐渐向中高端挺近，最终实现反超。
当代中国的奋斗路线就是如此。
由于存在技术上的巨大鸿沟以及劳动力素质的差异，即使他们把印第安人和非洲人都变成奴隶，恐怕直到今天，这个目标也不能实现。
七、明朝是如何崩溃的？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一个致命的漏洞：中国的信用货币体系其实是在贵金属匮乏的状况下被逼出来的，中国人仍然将金银当作高价值货币。
而且信用货币自发明以来，始终没有解决伪币的问题，自从秦朝第一起有记录的假币案开始，历朝历代尽管制订了严刑峻法，但是假币制造屡禁不绝，随着纸钞的使用，更是越来越猖獗，商人们饱受伪钞困扰。因此中国人对于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完全没有抵抗力。
于是，中国就倒在信用货币的防伪技术不够牛逼这件事上……
这个漏洞被西方人死死抓住，成为中国的命门。再加上中国长期实行儒学教育，春秋战国时期广泛普及的政治经济和金融理论都躺在故纸堆中，那些高谈阔论的名流大儒们对于金融战货币战根本一窍不通，于是悲剧了。
如果丝绸之路贸易是一个网络游戏的话，欧洲人就相当于开了外挂金手指，用巨量的白银换取中国的财富。在明清时期，中国在大约300年时间内保持类似的顺差贸易，吸纳了至少6万吨的白银，以至于银币被中国人称为“洋钱”、“大洋”。
输入中国的白银，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天量的白银，是射向中国的货币炮弹。
贸易中流入的白银，凭空产生了大量的购买力，使得外贸行业畸形繁荣，建立起畸形而脆弱的面向外贸的经济结构。
江南等地借助国外输入的白银购买力，形成了发达的手工业集群，拥有庞大的工商业人口和精细分工，同时造就了一批工商富商及其政治利益代言人。与此同时，摧毁了明朝原有的主要面向内需的经济结构，让明朝的社会稳定器——自耕农中产阶级大量沦为赤贫。
随着贸易畸形繁荣，江南人口大量集中并膨胀，农业用地变成了桑树、茶叶种植园。富庶的江南，粮食居然不能自给，需要从外地调运。粮食供应的紧张，成为一个致命的定时炸弹。
反映江南繁荣状况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图》
白银作为硬通货，挤垮了明朝本身的信用货币——大明宝钞，摧毁了原有的财政体系，明朝不得不全面改用白银作为货币（张居正改革——一条鞭法）。
由于中央失去了发钞权，而江南工商外贸集团除了成为明朝最富有的阶层之外，还相当于拥有了发行货币的权力，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府，变成了实质上的中央银行。
东西方的历史在这里终于产生了交叉：中国经历了信用货币崩溃，退回到硬通货时代，金融系统变得脆弱而刚性；而欧洲却从硬通货时代走出，开始以硬通货为准备金发行货币，过渡到信用阶段，金融系统变得富有弹性而坚韧。
对于明朝来说，收了大量不能吃不能喝的白银虽然吃了很大的暗亏，但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更要命的是随之而来的南北政治内斗。
凭借发达的外贸经济，江南地区变成了明朝绝对的经济中心，但是权力中心却因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缘故，设置在北京。这种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成为明朝国内矛盾的总源头。
同样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导致了东西罗马的分裂，表现在明朝，就是越演越烈的政治内斗。
北京（京津冀）和江南（长三角）的二元对立，实际上并不是明朝才出现的，而是自安史之乱之后，关中地区的经济和陆上丝绸之路一同衰落后就已经出现，随着宋辽长期对峙不断强化，成为此后困扰中国内部稳定的千年痼疾。直到今天，依然能感受到一定的影响。
元朝虽然实现了政治统一，但二元对立仍然存在，支持元末起义军的钱粮物资大都来自江南。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历史性地将大统一政权定都南京，实际上就是看到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势大难制，然而由于明朝还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两难权衡之下，最后仍然定都北京。
有明一朝，北京一方面需要江南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又防备江南势力的过分增长，甚至采用了相当冷血残酷的手段，比如编织罪名杀掉首富沈万三，限制江南考生的高考（科举）录取名额，甚至借助明初各种大案株连江南富商，都是服务于这一目的。
然而这一切措施都是然并卵。随着白银贸易的繁荣，江南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占据了明朝经济版图的绝对主导地位，南北矛盾暗流涌动，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从下面两张人口分布图中可以看出，从北宋到明朝，经济重心向江南汇聚的趋势。
北宋人口分布
明朝人口分布
从下面这张明朝人才分布图可以看出，无论怎么封杀，江南人必然会成为最为强大的政治势力，从而左右中央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如果工商外贸集团像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干脆夺了政权，再抵挡住满清的进攻，中国可能会像英国一样，演变成一个金融集团控制的资本主义国家。
然而，这两件事情他们都没干成，这帮家伙借助代言人东林党斗倒了阉党，逃避自身纳税义务，只想安安静静地躺着挣钱。
天底下哪有光享福不费劲的美事？于是这帮不思进取的富商装逼过度遭雷劈了……
17世纪前半期，拉美、中欧、日本等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导致世界性白银短缺，输入中国的白银跳崖状下跌，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外需跳水。根据Reid(1993)的估计，1620年代中国白银输入平均每年178吨，1630年代平均162吨，1640年代突然下降到89吨。
此时的明朝货币体系已经成为刚性而脆弱的贵金属货币体系，新增货币完全依赖于外贸收入，不再像当年使用信用货币的时候，能够自行发行主权信用货币进行调节，一肚子儒家经典的官吏完全不知道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何物（这并不是苛求，汉朝就知道如何采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明朝也没有如现代一样的银行，富豪们窖藏的大量白银退出流通领域，于是流动性突然枯竭，明朝陷入了严重的货币紧缩。
越通缩，越刺激人们窖藏白银，流动性就更加枯竭，所以明朝的经济一下子就——休克了！
白银紧缺、物价下跌造成许多人无法缴纳租税和还债，手工工场开工率严重不足，大批工人失业，经济突然陷入崩溃。朝廷的统治基础也因军饷和装备严重不足而受到严重削弱。工商外贸集团由于贸易量大跌也遭受了严重损失，进一步将税收负担转移到无人代言的内地农民身上。
再加上此时恰好赶上了小冰河期，气温跌至千年以来的最低值，东亚地区气候普遍恶劣，旱涝灾害频繁，农业歉收等，内地农民川陕农民最终用最直接的方式，推选出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张献忠、李自成，内外夹攻之下明朝灭亡。
明末各种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从流动性枯竭导致经济休克这个角度就很容易解释了。勤政却又不得要领的崇祯皇帝，最终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吊身亡。
崇祯上吊
与此同时，英国在欧洲传统的金融和军事双轮驱动的模式之下，补上了至关重要的一环——大规模手工业生产，形成了金融、手工业、军事三者循环促进的良性循环。
这一循环刚一建立就显示出巨大威力，1652年至1652年第一次英荷战争中，刚从内战中恢复的英国（英国内战与明末战争几乎同步）在护国主克伦威尔的领导下，依靠更强的工业基础，击败了金融和军事更加强大的“海上马车夫”荷兰。
英荷战争
在随后的一系列争霸战争中，英国模式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威力，三根支柱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终于在十九世纪初战胜了欧洲的所有竞争者，成为海上霸主。
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人们通常认为，明朝灭亡于小冰河期、农民起义、疫病流行、清军入关的叠加。但实际上，对于曾经无比强大的明帝国来说，如果自身状况良好，上述问题虽然会造成困扰，但都不是致命的。
明朝真正灭亡于三大失衡：
金融与生产的失衡；中央与地方的失衡；外贸与内需的失衡。
三大失衡中，第一条又是主要因素。
明朝灭亡后，作为异族统治者，清朝采用彻底的愚民和压制政策，阻碍技术发展，限制江南经济，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最终让中国在近代跌入深渊。
如今中国已从泥潭中爬起来，在中断了不到两百年后，重新成为世界生产中心。西方国家却普遍陷入了明朝当年掉入的陷阱。
两千年历史雄辩的证明，在欧亚大陆上，同时只能一个稳定强大的生产中心，当这个生产中心出现后，就如同强大的磁场，其他地区要么向它融合，要么被撕裂成碎片，陷入长期的分裂动荡中。今天的生产力和物流能力相对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凝聚力和撕裂程度将进一步加剧。
中国崛起，也就意味着历史巨大的惯性又将回归。中国崛起为全球生产中心之后，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西方的衰落将不可避免，疫情则极大加速了这一进程。
当国家肌体健康时，疫情这样的天灾，会成为多难兴邦的磨砺；国家能力出现重大缺陷后，疫情很可能成为国家崩溃的导火索。
这对于中国却不是好事。最好的情况是“温水煮青蛙”，现在文火变成了猛火，激烈衰落的现实，可能会让西方铤而走险，爆发与中国的激烈冲突。
最艰巨的考验，也许几年之内就要到来。
中国最需要做的事情，除了练好内功，就是做好连横之策，避免西方合纵。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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