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强：2020忧思录

开篇语——我们的世界从何而来？

　　何谓“忧思录”？《诗经》有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王风·黍离》）”。早在两、三千年前，我们伟大的中华先贤就以诗歌写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忧思录。何忧之有？有忧国忧民者，有忧名忧利者，自然亦有忧柴忧米、忧亲忧家者。在今天，我们身处当下这个被称为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时代，而且即将迎来“智能化社会”，我们是否应该追问一下，何谓人类之忧、何谓世界之忧？

　　一、天问不可问

　　“盘古开天辟地”，我们中华民族的创始之神就是劈开了一个“大鸡蛋”，由此开辟了世界。所以，类似“鸡先有还是蛋

先有”这么幼稚的问题，就别再跟中国人提了。至于西方哲学提出的那个“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人生三问”，因为具体问到了“人的问题”，崇尚“天人合一”的中国人自然要追到天上去寻求答案。

　　笔者认为，属于哲学领域的“世界本原问题”，或者是属于科学领域的“生命与宇宙起源问题”，这一类“人类文明终极之问”，无论通过哲学还是科学，都是不可能获得终极答案的。理由很简单，两千多年前的庄子用一句话就说清楚了，“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见《逍遥游》）”。唐朝诗人陈子昂也写过一首“历史咏叹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说得就更明白了。地球人类的存在对于整个宇宙历程而言，不过是极短的一个瞬间，我们既不“见始”，也不“知终”，也就缺乏基本条件来“追问宇宙起源”。

　　但这类问题又极其重要，关乎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世界各大宗教都必须极力搞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创世说”，才能招引教徒，才能开宗立派。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也首须回答这个终极之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别出心裁、自成一格的哲学理论。而到了近现代，西方科学挟持无与伦比的现实效益，在持续数百年的历史角力中一步步逐退了宗教和哲学，逐步占据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话语权。但不管是牛顿还是霍金，无论是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即使西方的高能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能够继续探索研究一亿年，也无非就是自说自话，弄出一大堆“宇宙假说”来自我安慰，最终还是不可能获得这个“天人之问”的终极答案。

　　当然，肯定会有一大票“科学代表”立马站出来，高声指责本人这个说法是搞“不可知论”，完全违背科学发展规律。那么请问，什么才是“科学的态度”？无非就是“求真、求实，实事求是”。一个既不能“证伪”、更不能“证实”的“科学假说”，归根到底也就只能是“假说”，而不会经过多少年之后就能自动成为“真理”。

　　这里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通过长期观察“宇宙红移现象”，发现距离地球越远的星系，即处于宇宙边缘的星系，其谱线红移就越大，其视向退行速度高达2~6万公里/秒（注一），据此推测整个宇宙正在快速膨胀，并正式发表了被称为大爆炸宇宙演化论奠基石的“哈勃定律”。根据当代西方天文物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估算宇宙的年龄在130多亿年至180多亿年之间，亦即宇宙空间至少就有130亿光年那么大。考虑到存在加速度的因素，我们就假设宇宙从1亿年前开始以这个速度膨胀（注二），由于光速为30万公里/秒，这个宇宙膨胀速度就取平均值4万公里/秒，两数相除，1亿光年除以7.5，宇宙边缘在一亿年内的膨胀距离就达到1300万光年以上，约等于宇宙体量的千分之一。设想一下，未来即使地球人类能够坐上以光速飞行的宇宙飞船，在持续不间断地飞行1亿年之后，也就只能探索不到百分之一的宇宙空间，更何况整个宇宙还在加速膨胀，1亿年、10亿年之后又不知扩大了多少，请问人类科学家又如何能够实地“证实”或“证伪”这个“哈勃定律”的推测？

　　如果说科学探索容许提出各种“假说”，那么我们首先需要明白一个事实：迄今为止，所有人类科学家都是通过光学望远镜以及射电望远镜进行天文观察并获取天文资料的，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坐井观天”。由于光速仅为30万公里/秒，在超乎人类常识体验的宇宙大尺度之中，光速无异于“龟速”。例如，中国人熟知的牛郎星（西名Altair，天鹰座α），距离地球16光年；织女星（西名Vega，天琴座α），距离地球27光年。换言之，如果我们现在通过望远镜来观察“牛郎织女”，看到的其实是16年前的“牛郎”，以及27年前的“织女”，而当下的“牛郎织女”哪怕发生大爆炸而不存在了，我们也要在16年及27年后才知道。举一反三，那些距离地球超过一百万光年、一百亿光年的宇宙天体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天文学家除了拿着几张星系光谱图来“研究研究”之外，真实情况只有天晓得。如果说地球上的考古学还能摸到实体文物来进行考察研究，那么这种宇宙中的“天文考古学”其实等同于瞎子摸象，只要你能摸到大象腿上的一道皱折，你就可以满世界“吹出天花”来。

　　在此，笔者提出这个一孔之见，绝非有意否定科学家们进行科学探索的成就及其意义，而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宽容、开放”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反方意见，以利于相互交流、共同提高而已。事实上，全世界的科学家完全可以自由地从事各种有益于人类进步的科学研究。笔者只是希望，对于这个关乎宇宙本体及人类文明的“终极之问”，人们既要抱持敬畏之心，亦应秉持科学态度，不要随意染指、轻易触碰，更不能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孔子有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笔者认为，孔夫子此语只说对了一半。就一般常理而言，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如辱骂、欺骗、伤害、奴役等等，人们当然不愿意别人强加于己；但若是自己喜欢的事物，如美食、游乐、情感、思想等等，往往却会硬塞给别人，以致因此对别人造成了各种伤害。所以我们还应该再补充一句：己之所欲，勿加于人。即使是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不应该强加于人。重申一遍：那些关于“宇宙起源及世界本原”的各种假说，笔者个人不以为然，还是认为这个“终极之问”，人类不可能获得终极答案。

　　注一：1931年，哈勃与另一位天文学家赫马森合作，根据 50个星系的光谱观测资料，测得其中最大的视向退行速度已接近2万公里/秒。1948年，他们测得长蛇星系团的视向退行速度已高达6万公里/秒。

　　注二：1916年，爱因斯坦通过观察星系之间的距离，发现星系间正在产生一些神秘的空间，由此推测宇宙在5、6亿年前开始加速膨胀。2012年，英国科学家威尔·波斯富街在曼彻斯特国家天文学会议上又提出，宇宙在数十亿年前就开始膨胀，并且膨胀速度越来越快。

　　二全球化进程

　　既然“天问不可问”，我们还是回到现实世界之中好了。2020，其实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后一年；2021，才是二十一世纪20年代的开首之年。既然我们又一次站在继往开来的一个历史节点，多少应该总结一下过去，然后又展望一下未来。

　　如果我们回望二十世纪，就会发现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世纪”。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其中包括两场广度、深度、烈度均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以及一场同样是世界大战级别的美苏冷战，还要加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五次中东战争、阿富汗战争、两伊战争、马岛战争、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这些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中等烈度战争，至于其它那些低烈度战争和地区冲突，就更是无日无之、不胜枚举了。这些大范围、长时段、高频率发生的大小战争，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的历史进程，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在今天所身处的世界格局。

　　鉴于战争必然会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人命和财产损失，人们自然需要追问战争的由来，并寻求如何避免战争的良方。众所周知，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里提出了那句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然而，这又是一句只说了一半的话。因为人们马上又会追问，“政治又是什么”？当年英文的“Politics”一词传入中国时，致力于发动国民革命、推翻满清统治的孙中山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所以他认为，应该使用中国古代典籍里的“政治”一词来进行对译。中山先生的这个释义当然是通俗易懂，但似乎过于浅显，未能从“政治”应有的高度概括出准确的含义。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是这样定义的，“政治，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笔者认为，在这个经典定义里，还应该补充并突出强调一个至关重要的词：利益，政治是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这才是“政治”的完整定义。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饲亡。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绝大多数的目的都是为了直接或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如何获得与分配经济利益，就是最大的政治。二十世纪之所以发生如此频繁的战争，正是世界各国、特别是那些拥有强大国力的地缘政治大国，为了追求更大的政治权力、占有更多的生存资源、获取更丰厚的经济利益，从而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对外战争。

　　例如，德国为何会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十九世纪下半叶，通过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继而打赢一连串的对外战争（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及普法战争），“铁血宰相”俾斯麦终于水到渠成地统一了德意志各个邦国并建立德意志帝国。十九世纪的近代德国通过吸收英国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快速崛起成为欧洲大陆工业国家的后起之秀，进而向早已成为殖民霸权国家并掌控世界市场多数份额的英法两国不断发起挑战，终于在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不甘心被英、法、美、日等战胜国剥夺其大国地位，并承担沉重的战争赔款，仅过了二十年，德国人就在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战争狂人”希特勒的领导下，再次挑起世界大战。换言之，二战其实就是一战的延续，所谓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就是德国挑战英法两国这一场欧洲争霸战的前后两个阶段。问题是，正如中国那句老话所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德国付出巨大的人命和财产损失，到头来其战争成果却被美国一手抢夺，让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与此同时，本来就扩张成性的俄罗斯民族，虽然也在两次大战里付出惨重代价，但也从沙俄这个农奴制国家，蜕变成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强权国家”。眼看苏联崛起，又引发了历来奉行“大陆均衡政策”的英国的惶恐不安，丘吉尔于1946年跑到美国，发表了别有用心的“铁幕演说”，导致北约与华约这两大军事集团形成新的全球对峙，进而引发了又一场世界大战——美苏争霸战。

　　可能会有细心的读者继续追问，当初能够压住德国一头的英法两国，其老牌殖民主义霸权地位又是如何获得的呢？按照这个思路溯源而上，我们就必须追溯到五百多年前的“地理大发现”。笔者认为，“地理大发现”在搭建全球交通网络、促进东西方经贸往来的同时，自然也就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级大市场”，这个世界市场为西方带来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财富，但亦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地区冲突和国际战争，最终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如上所述，在过去五百年以来的全球化进程里，经济、政治、战争，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越是丰厚的经济利益，就越会催生强权国家，两个或多个强权国家之间，又必然会为了获得比别人更加丰厚的经济利益而发动战争。如此一来，世界各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在这个全球化历史进程里必然要承受越来越多的冲突、动乱及战争，由此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面，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被标记为拉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历史序幕。但这个说法显然是从“西方中心主义”那里拾来的牙慧，是“欧洲中心论史观”的一个错误表述。因为比哥伦布更早到达美洲的是中国人，更何况在美洲大陆上早就生活着人口总数过千万的原居民印第安人，并已创造出同样高度发达的美洲本土文明。事实上，在所谓“地理大发现”之前，发生于十三世纪的三次蒙古西征，以及发生在1405~1433年间的“郑和七下西洋”，前者在世界历史上首次以国家力量打通了亚欧大陆桥，后者在世界海洋史上首次以国家力量打通了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交通线。这“一陆一海”的两大地理创举，加上后来的“哥伦布西渡美洲”，三大事件共同开启了具有全球历史意义的“地理大发现”以及“全球化进程”。

　　正是由于蒙古通过三次西征建立起横跨亚欧大陆的大帝国，保障了欧洲商人首次安全地通过以往被伊斯兰国家所控制的中西亚通道到达东亚，著名的《马可孛罗游记》让全欧洲认识了遥远而又富庶的中国，继而催生了凭借转运亚欧货物并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商而迅速致富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欧洲资本主义由此萌芽。“郑和下西洋”，除了让阿拉伯商人通过贩卖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发大财外，同样大大刺激了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濒临大西洋的欧洲沿海国家，他们急欲寻找一条能够直接到达中国的海上新航路，以求抛开阿拉伯商人直接与富裕而又文明的中国进行贸易，既无须付出高昂的转手费用，亦可赚取更多的商业利润。如此一来，意大利人哥伦布应运而生，在西班牙女王的资助下带着三艘小船横渡大西洋，误打误撞地为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

　　接下来的故事，也就是世人熟知的“西欧殖民史”了。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后来是英国、法国、德国，他们通过“地理大发现”所开拓出来的各条海上航路，对美洲、非洲和亚洲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贩奴和屠杀，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家创业”积累了“第一桶金”。这些浸透了各个殖民地人民鲜血的巨额财富，催生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科技发明和工业革命，让欧洲这个本来“土得掉渣的土匪强盗”，摇身一变为披着文明外衣的“西方绅士”，进而为人类社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动乱和战争。当然，凡事都有正反两面。西欧各国长期对外进行殖民战争，自然也催生了世界各国的反殖民战争。美国，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打赢反殖民战争而独立建国的原殖民地；中国，则是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通过打赢反侵略战争而恢复独立主权的半殖民地国家。而巴西、埃及、印度等一大批遭受西方殖民统治的亚非拉原殖民地，亦通过各种形式的反殖民斗争而取得独立建国的胜利，从而逐步确立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各国政治版图。换言之，过去五百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基本上就是沿着殖民与反殖民、侵略与反侵略、剥削与反剥削以及革命与反革命这四大历史主线来展开并推进的。

　　但是，如果人们真的认为世界历史就是由各国政权之间进行经济、政治、军事的角力来决定的，那就有失偏颇了，因为我们遗漏了一个大多数地球人都知道的、却又经常会忽略的重要力量：资本。经过数百年的经营和发展，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各种规模和能量不等的资本寡头集团，他们利用所掌握的各类资本，通过收买政客、游说官员、影响政策、安插代理人等手段，长期操纵一国政权乃至掌控国际政治格局，由此实现维护集团利益并牟取最大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

　　这些西方资本集团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固定在一国之内的本土财阀集团，如日本的三井、三菱家族和韩国的三星、现代集团；一是能够在掌控某个大国的基础上，进而操控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跨国寡头集团，如盘踞在美国和英国的犹太金融财团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产业资本集团。当然，在全球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最有权势的自然是掌握着美联储和华尔街的美英金融寡头集团，其次就是掌握着石油、军工以及飞机、汽车、芯片等制造业的美国产业资本集团。自十九世纪石油及铁路出现后，西方的金融寡头及产业资本开始联手合作，共同将资本主义推进至帝国主义阶段；自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废除“美元金本位制”，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金融寡头及产业资本集团又将美国推进至“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美元霸权由此确立，开始凭借美国的一整套国家机器对世界各国实施有规律的“剪羊毛”、“割韭菜”。于是，自八十年代开始，在全球接受并建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世界各国里，所谓“经济危机”或“金融风暴”大概以十年为一个周期次第上演。因此，今天的美国，其实已经沦为金融帝国主义的寄生体，成为一个完全体现金融奴隶主阶级意志的霸权专制国家。

　　时至今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以所谓“平衡贸易逆差”的借口，向中国发动了历时近两年的贸易战和关税战。中美这两个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对掐起来，自然搞得全世界都不得安宁。在这两年间，人们都可以看到不断增多的冲突和动乱轮番在世界各地上演，甚至那些昔日以富裕安定而傲视世人的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的英法两国和中国香港，均陷入长期动荡之中，以致我国的台湾地区将那个大大的“乱”字，评选为2019年度热词。然而，世界刚刚踏入2020年，美国政府又出动美军无人机发射导弹，刺杀了伊朗革命卫队最高指挥官、伊朗的第二号实权人物苏莱曼尼将军，美国网民纷纷惊呼，“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要打起来了”？

　　三文明加速度

　　早于1949年，中国历史学家周谷城出版了《世界通史》一书，首度在新中国史学界里着力批判“欧洲中心论”，倡言采取整体观念编纂世界史。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与加拿大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相继倡导构建一种以全球观点来研究世界史的全球史观。笔者认为，鉴于地球历史及人类社会均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发展趋势，为了正确认识及有效应对当前这一场触发世界秩序失控以及影响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化进程，我们理应采取一种兼具整体性及批判性的“全球历史观”，作为进行历史研究和时代考察的有力工具。

　　我们在历史研究方面，同样也要首先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原因，决定了人类历史是这样的走向，而不是那样的走向？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说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大矛盾就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在上一节所讨论的经济、政治、军事这三大领域，自然成为了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分析世界局势的主要抓手。

　　然而，肯定会有很多人又提出一连串的疑问，难道人类历史里面真的只有权力和战争？人们离开政治就不能活了？不是还有“诗和远方”吗？确实，如果我们继续追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又是从哪里来的？在尚处于蛮荒状态的旧石器时代，肯定还没有出现这两大矛盾，那么当时的人类社会又是凭什么获得发展的？笔者认为

，欲望与思想，这两者之间的深层矛盾以及相互作用，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根本力量。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猿人自然是凭借温饱、生殖这些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来求得生存的，因此进化极其缓慢。直至进入新石器时代，猿人从“欲望”的基础上产生了“思想（涵括知识、理智、精神）”，终于进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于是人类开始进入快速进化的历史时期。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由此催生了私有制，阶级社会也就随之形成，并逐步出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大矛盾。而这两大矛盾，其实也就是欲望与思想两者矛盾的具体表现。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个经典说法，只能对应于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并不能涵括整个人类历史。事实上，不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不论是

科技还是文艺，本质上都是“思想”的结果。

　　既然提到生产力，在此不得不多说一句：曾几何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一柄“尚方宝剑”。问题是，“生产力”包含三个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如果要讨论“何为第一生产力”，只能从这三者之中选择。显然，“科技”属于一种劳动工具，它既是由人创造的，也是由人来使用的；它既不会凭空产生，亦不能“自主生产”。鉴此，若要确定“何为第一生产力”，答案必然就是“劳动者”。能够创造、掌握、使用各种科学技术的劳动者，才是第一生产力。不要忘了，劳动者可分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而前者的作用显然要大于后者。众所周知，恩格斯有一句名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连“猿人”都是通过劳动才进化为“人类”的，那么“何为第一生产力”，也就不言自明了。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毛主席《贺新郎·读史》）”。当代人类学研究表明，“从猿到人”的历程约有五百万年，直至距今两百万年前进入旧石器时代，而仅在一万八千年前才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大约在五千年前进入青铜时代，三千多年前又进入了铁器时代。在世界科技方面，公元十四世纪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十六世纪工场手工业兴起，十八世纪进入机器时代，十九世纪进入电气时代，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进入原子能及计算机时代，九十年代又进入互联网时代。在今天，我们已经身处一个信息化时代，各类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已经以“月”计算，并且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智能化时代。

　　基于全球史观的视角，自世界四大古文明诞生以来，散布全球各处的、本来各自隔离的各个文明体，为了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源和生存空间，都在有意识地持续进行对外扩张，其结果自然就是全人类通过各文明体之间的不断接触和交流，不断促进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人类最终走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共同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全球化进程。

　　通过考察上述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显然进行着一种类似于加速度运动的历史发展，这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加速度”可称为“文明加速度”。由此可见，人类各个文明在人文初期经历了漫长的孤立发展，一旦彼此之间建立起横向联系，即开启了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文明加速度”进程。

　　那么这个“文明加速度”又是如何具体进行的呢？翻看世界历史，人们不难看出，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所谓“世界轴心时代”，由于陆海交通不便，作为东西方文明代表的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一直没有接触和交流，甚至双方对彼此均一无所知。其后，欧洲在经过希腊化时代和古罗马时期后进入“黑暗中世纪”，而中国则经过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告别了封建社会，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同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换言之，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西方文明对于中国基本是毫无影响。相反，自公元六世纪至十六世纪，先进的中华文明成果即通过分布在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各个游牧民族以及伊斯兰文明断断续续地传入欧洲，形成了长达千年的“中学西渐”时期。此一时期的中华文化单向传播，尤其在“蒙古西征”之后，加速了西方的文明进步及历史发展，促使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乃至资产阶级革命得以相继发展，欧洲自此开启了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同时对于今日的世界地理版图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在历史动力方面，“中学西渐”在客观上等于对当时的欧洲各国“猛推一把”，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悠久历史竟然超出了《圣经》的纪年，这个惊人的事实促使欧洲从中世纪宗教愚昧时代里挣脱出来。法国人拉佩雷尔于165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亚当之前人类说》的书，根据埃及、中国的历史纪年大胆地指出“亚当并不是世界上的第一个人”。1658年卫匡国发表了欧洲第一部中国年代学著作，显示有记载的中国古代纪年比《圣经》记载的诺亚大洪水还要早六百年。如此一来，《圣经》的权威首次受到了根本性的质疑与动摇，欧洲人自此得以摆脱基督教的神权思想桎梏，并产生了后来一系列的人本主义思想以及世俗文化观念。

　　其后，在十七、十八世纪“中国礼仪之争”的推动下，欧洲传教士不仅翻译了包括《书经》、《诗经》在内的许多中国典籍，出版了大量介绍及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还向欧洲方面寄出了一大批讨论中国文化及社会状况的书信，从而在当时的欧洲思想界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从莱布尼茨、沃尔夫这两位德国哲学家，到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这些法国人文巨子，还有霍尔巴赫、歌德等等，这许多为今日中国人所熟悉的欧洲思想家和文学家，无不在相当程度上曾经受过中国古典文化的“启蒙”，进而发起了欧洲启蒙运动。笔者认为，应该是中国“启蒙”西方在先，而后才有西方“反馈”中国。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这个科技与文化均以“加速度”而迅猛发展的人类社会，在十八世纪至今短短的三百多年里，竟然已经发展到了遨游太空、深潜大洋，3D打印、网络购物，一日环游世界、天涯即为比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精神文明无比丰富的高科技时代，乃至出现具有人工智能的仿真机器人，能够代替人类承担大部分的高强度劳动，包括进行杀伤人命的新形态战争。

　　然而，中华先贤还有一句既古老又深刻的哲言：物不可极，物极必反。如此这般“高速发展”的人类社会，真的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多的幸福？真的能够切实保障人类的美好未来？在今天，因资本寡头集团占有巨大垄断利润，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和突出矛盾，美国于2015年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普罗大众对此恶性现象产生大规模抗争的一个有名例子。其次，诸如新纳粹、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及恐怖主义等极端思想所造成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还有转基因安全问题、超级病毒传播问题，以及AI技术安全问题，都是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公共威胁。事实上，近年已有许多科学家和世界名人相继呼吁“警惕人工智能”，担忧未来将会出现超越人类智慧、能够自主发展的“超级智能机器人”，一旦出现各种失控状况，不仅仅是消灭数以百千万亿计的工作岗位，就连人类自身作为一个地球物种的自然生存，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极端灾难！

　　还是那位道家哲学大师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以惊人的睿智和超越历史的预见性，写过一个叫做“子贡南游于楚（见《庄子·天地》）”的故事，明确指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劝喻世人不要汲汲追求各种功利，从而严重损害自身作为“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生价值。如果我们在今天依然不能在国际政治层面实行立法规管和有效监督，西方资本寡头集团必然会为了牟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以“促进科技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为借口来无限制地发展人工智能，乃至于最终造成“人类自取灭亡”的历史悲剧，那么我们今天的所谓“忧思”，也就只能成为毫无意义的“一声叹息”······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在笔者完成写作“开篇语”之际， 2020新年除夕及元旦首先在武汉出现的所谓“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简称‘武汉肺炎’）”，经过二十多天的潜伏、传播、感染、发病，截至1月22日24时，全国共发现确诊病例571例，其中重症95例，死亡17例（均来自湖北省）；23日凌晨，武汉市政府发布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通告，宣布“自即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国内一个城市因一场传染疫情而实施“封城”，这是建国七十年以来的头一遭，即使是2003年发生“非典”时的北京或香港，都没有实行过。

　　2020、01、23、

HTTP://WWW.cAao.net◐◐◐◐◐◐◐◐◐◐◐◐◐◐◐◐东方金报wev豪仕法律网